据深圳古玩古玩心的专业拍卖者介绍，万历通宝是许多古玩、货币收藏者非常珍爱的单品，而国内进行专业收藏万历通宝的朋友，也只是握有一定的数量。许多有经济实力的买家或者古玩企业，对其进行购买和收购，在万历通宝的市场流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果，而在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遗物，万历通宝也因为年代的久远，在留存的数量方面，变得非常有限，屈指可数。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都是昙花一现，铸造的货币也是显现一时，后来均臣伏朱氏大明。元末张士诚据高邮，号大周，自古玩十三年改元天佑、毁铜佛铸天佑通宝。徐寿辉铸天启，天定二钱。除友谅杀徐寿辉后，改元大义，铸大义通宝。朱元璋起兵后，铸大中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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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故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在《历代古钱图说》一书的顶批中写道：“另见，万历通宝背矿银四钱，万历年造背二钱、三钱、五钱、八钱、九钱之银钱，皆珍。”《中国钱币》（１９９１年四期）在对１９５９年于深圳市郊朱忠禧墓的两枚万历年造银钱的报道中也明确指出：“这两枚银币很是珍贵。”当代著名古钱币专家孙仲汇先生亦认为“万历大银钱也十分珍罕，如万历年造背五钱、八钱、九钱及万历通宝背矿银六钱等”。（孙仲汇《中国古钱鉴赏与收藏》）。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将“万历年造”背“二钱”银钱定为一级，批注：“戴葆庭旧藏，仅见品。”由上可知，明万历银钱的珍稀程度非同一般。
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但发展较为缓慢，原因是明朝的重本抑末、苛捐杂税、闭关海禁以及矿禁等。早在洪武年间就实行矿禁，成化年间因财政告罄，曾短暂开禁，民间也偶有私自开采情况发生。矿禁的实行不仅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保护，更是农耕国家的策略之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开矿和商业一样都会干扰这个国本，由于利润的刺激，大量的劳动力会蜂拥于此，官营的开矿甚至会刺激大量民营开矿的兴起，让统治者不安的就是聚集起来的矿工，将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例如成化年间的矿工首领叶宗留起义。
“万历年造”背“二钱”铜钱此前并无发现，亦不见于任何记载。那么，此钱究属何种性质与用途，本人经过研究，提出如下见解：其一，此钱属于“非正用品”。因为在长达４７年的明代万历年间，从未铸行过这种流通币。其二，此钱亦不属于“钦赏”钱。在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至高无上。
这枚“万历通宝”特大花钱可惜被锤子砸成了两截，成了一枚极珍罕见的残品。
万历初年朝廷铸钱并不多，约两万锭，万历十三年（1585年）增为十五万锭，万历二十年（1592年）为
九万锭。当时全国铸炉60余座，潞安府是其中较大的两座，平均一年为朝廷铸币近万锭，两座铸钱局需招铸币匠人约三四千名，由此给地方带来丰厚经济利润的同时，也出现了货币私铸取利的现象。万历四十年（1612年）潞安知府在其编纂的《潞安府志》中这样写道：“万历初，遵例鼓铸制钱，一时铜价腾跃数倍，而监造官与匠役减去铜料，杂以铅锡，愚民见利争趋，日有私铸，虽论死不止。而制钱堆积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