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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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情况来看，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这两类产品并非是元代景德镇“创烧”，而是定窑领军，饶窑步其后，而且在宋代至元代这四百多年间，在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烧制上，景德镇窑仿定窑烧制不曾间断过。明初时定窑停烧，景德镇官窑烧制更是以定窑为范本。早在北宋初期限，定窑就因烧制铜红釉、青花瓷器闻名天下，因此也为景德镇效仿，二窑甚至还为这两种产品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元蒋祈《陶记》云:“其(景德镇)视真定红瓷……相竞奇矣。”结果如何？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比定州红瓷尤鲜。”说明宋代景德镇在铜红釉瓷器上超越定窑。
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大而又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
从釉层和发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