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亚醜钺的发现对于研究商伐东夷有重要意义，商朝就是因为伐东夷而大伤元气并导致后灭亡的。并且，这个考古发现，还间接地把山东省会济南的城建史提前了８００多年。
发现：三四十米的大墓让考古学者“大吃一惊”根据公开的资料，山东省博物馆收藏有三件“国宝级”文物：戗金云龙纹朱漆木箱、戗金云龙纹朱漆长方盒（２件）。但当记者去省博物馆进行“镇馆之宝”系列报道采访时，博物馆有关人士为记者的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却是１９６５年在青州的商代亚醜钺。
铜钺上的“羽人”，反映了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百越民族崇鸟，自称“大越鸟语之人”。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的“陶鸟形”、“鸟形匕”、“双鸟朝凤器”、“鹰形陶豆”，均反映了越人对鸟的信仰。越人因崇鸟尊鸟而仿鸟，《古玩春秋》讲述继承越王事业者，作“鸟禽呼”；《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被称为“长颈鸟喙”的模样；许多越王，刻有“鸟篆文”。而那些头插羽毛、身披羽毛的仿鸟人，则被称为“羽人”。江西商代新干大洋洲墓了长翅膀的“玉羽人”；广州南越王墓的一件铜提上也有羽人划船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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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铜钺始于商代。那个时候,形状就像柳树的叶子,制作也比较粗糙。春秋晚期以后,人面铜钺的制作达到成熟,“越王勾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此时的人面铜钺,铜钺身普遍被加长到五六十厘米。一把人面铜钺主要由铜钺身和铜钺茎两部分组成,所谓铜钺“茎”就是铜钺的把手。在铜钺茎和铜钺身之间还有一块凸起来的隔板,叫做“格”。比较讲究的人面铜钺,“格”的上面都有一些装饰物,以此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这些装饰通常使用玉质材料,所以这种铜钺也叫“玉首铜钺”。西汉以后,铁制兵器完全取代了青铜兵器,人面铜钺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经过发掘，这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墓室为长方形，深8.25米，墓口长15米，宽10.7米。墓葬早年被盗，仅存部分铜器残件及青铜兵器、玉器、陶器等。此墓与殷墟商王大墓相比虽规模稍逊，但形制基本相同，人殉和人牲数量也较多，尤其是商代所有墓葬中，除商王墓有四个墓道外，就只有苏埠屯一号墓有此殊荣，因此墓主应当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
由此可见，钺一方面具有王权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执行刑罚的权柄。《礼记-王制》也记载：“诸侯赐弓矢而后征，赐铁钺而后杀。”正因为钺是代表王权的信物和体现国家法律尊严的器物，所以在后世帝王出巡的车驾中，也载以钺，以彰显君王威严。
铜钺面世后引起了河南省考古界的关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郝本性研究员专门对铜钺的情况做过调查。铜钺于新郑县辛村乡望京楼夏商时期的古城遗址中，1965年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此钺，同时的还有其他高品级的青铜器和玉器。从1996年起，河南省和郑州市的文物考古部门多次对遗址进行发掘，确定这里是夏和商的两座古城遗址。其商城部分，从地层关系和遗物的文化属性上看，它属于郑州二里岗文化，年代为商代前期。店藏铜钺的年代亦为商前期。现在铜钺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河南博物院借用，在《河南文明之光》展室中展出。
钺是一种横击的兵器，与柄横装，内可嵌入柄中，用绳索通过闌上二穿与柄结扎，它在古兵器中属于“劈兵”。钺本作戉，其器形来源于斧。《说文》：“戉，斧也。”斧之大者可专名为钺。《左传·昭公十五年》：“戚钺、秬鬯。”贾公彦疏：“戚钺……俱是斧也，盖钺大而斧小。”有别于一般斧的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那时的钺多是玉质的，和同时的石斧相比，它们体大而薄，琢磨精细，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较多。商周时期青铜器出现，又有铜质的钺。西周以后钺就极少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