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们有左、中、右之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大法官的书记员之间也有左、中、右之分。伦奎斯特大法官年轻时也做过法院的书记员。1967年，他刚做完书记员后便在《美国与世界报道》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愤怒声讨美国法院的自由派书记员。在青年伦奎斯特看来，自由派书记员使得美国法院“左倾”。青年伦奎斯特明确指出，大多数书记员“对共chan党人和其他刑事被告的主张关心备至，牺牲州权利，扩大联邦权利，而且只要是政府监管商界，他们无不充满同情”。 1980年代之后，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1998年，一个叫罗伯特杰克逊的书记员离开法院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密室法院》。杰克逊在书中指出，很多书记员是右翼分子，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这也可以理解：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多了，书记员中的保守派自然也就多了—共和党的大法官不会录用自由派的书记员，反之亦然。 英国法院也有书记员，正式名称是司法助理，比书记员好听。斯卡利亚大法官与英国法院大法官罗杰勋爵私交甚好，两人促成了两家法院交换书记员的项目。两家法院的书记员互访，在对方法院工作一周，相互交流，互通有无。美国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真正的盟友：一个是以色列，还有一个英国，英美两国的法院也走得很近。 欧洲法院也有书记员，是长期合同。而欧洲法院的法官反倒是一期6年，可以连任，但并不是终身的。这样一来，欧洲法院的情况与美国法院的情况正好相反。欧洲法院的资深书记员反倒要对新来的法官进行传、帮、带了。美国的书记员制度也有问题。往好处说，法官是在培养人才;往坏处说，法官们是在培植自己的势力，是在设立自己的私家军。这些做过书记员的人成了许多小团体，呼朋唤友，结党营私。 比如，米歇尔卢蒂格法官便是一例。卢蒂格法官是美国联邦法院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是共和党人的中坚，做过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书记员，虽然聪明过人，但却不善交际。布什任总统期间，美国法院出现空缺之后，卢蒂格法官过去的书记员到处奔走，要求布什提名卢蒂格担任大法官。再比如，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的书记员也十分拥戴自己的恩师。当初他被提名为大法官时，书记员们也是踊跃支持。 当然，法官和书记员们也并不总是一团和气，书记员也有反戈一击的。法官与书记员之间的窝里斗不仅有损当事法官本身的高大形象，而且也有损于法官的整体形象。好在书记员倒戈的现象非常个别。背叛师门是件大逆不道的事，反叛者不仅得罪了老师，而且得罪了潜在的雇主，因为谁也不愿意雇用一个可能反叛的人。老法官的操守和专业能力是一类性质的问题，但背叛师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雇主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也就更加在意忠诚问题。就师徒关系而言，大义灭亲是一边倒的惯例：孔丘这样的老师可以下令对自己的学生击鼓而攻之，照样被封为圣人，但学生攻击老师就没有好下场了，有理由攻击也没有好下场。 美国法院的书记员是美国法官的第三梯队。目前美国法院中保守派书记员人多势众，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后美国各级法院的法官中保守派会占多数。正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美国法院的大法官和书记员中自由派占多数，但1980年代后保守派卷土重来，占据了法院的许多法官职位。各派第三梯队能否顺利接班，取决于当时在位的总统和参议院中的多数党。按照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法院先由总统提名，征求参议院意见并征得参议院同意之后，再由总统任命。而第三梯队的书记员坐到法官位置上后，又可以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或总统发出的法令进行司法审查，并以违反宪法的理由将其推翻。 但即便书记员日后当不上联邦法官，书记员的经历还是让他们可以引以为豪的。美国法学院没有博士后，书记员可以算是博士后，而且比博士后要强，不仅是声誉要强的多，而且也要实惠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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