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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时，正值安史之乱，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铸“乾元重宝”，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并用，史称“乾元当十钱”。乾元二年，又铸了一种“乾元重宝”大钱，北面的外郭为重轮，所以又称“重轮乾元钱”，又叫“重棱钱”，对“开元通宝”的比价为一当五十，当时明确称铸此种虚价钱的目的是“用收十倍之利”。这样，“重轮乾元钱”、“乾元当十钱”、“开元钱”三钱并行。因比价不合理，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又因大钱有利可图，长安城中的“豪族”、“奸人”纷纷盗铸大钱，甚至寺庙中的钟鼎、铜像也被盗毁而铸钱。几个月内仅在长安因反盗铸钱而被诛死的就多达8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到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政府只好宣布“重轮钱”改为一当三十行用，“乾元当十钱”与“开元钱”等价使用。至公元762年代宗即位后，宣布“重轮大钱”以一当三，“乾元小钱”一当二。三天后又宣布，各种大小钱一律一当一，皆等价流通。这样，大钱无利可图，便自动销毁而退出了流通，又恢复了“开元钱”的流通。
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
天宝十六年（公元757年）唐将郭子仪率领军队收复长安，唐肃宗李亨回京后，第二年改元“乾元”。为了筹措军费，填补财政亏空，肃宗根据御史中丞兼铸钱史第五琦的建议“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发行了“乾元重宝”当十钱。该钱钱径2.6--3厘米，重约6—10克，每缗（一缗一千枚，也称吊）重十斤，钱文为隶书，直读，“乾”字的“乞”字成钓鱼钩状。版别分狭缘，阔缘，光背，背星，月，祥云，瑞雀，背十，背洪等，按照一当十的比价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国家财政不堪巨大的军费开支重压下，唐王朝又发行了“乾元重宝”当五十的大钱，该钱背面的外郭为重轮，俗称重轮乾元钱，这种大钱3.6厘米左右，重约20克，每缗重二十斤，但是对“开元通宝”作价则为一当五十。这样，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开元通宝”三钱并行流通，仅半年，市面出现了混乱，通货贬值，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低落和私铸盛行，由于“开元通宝”每枚重四克，五枚即可私铸一枚重轮乾元钱，可获十倍的利益，良币“开元通宝”很快就在退出流通市场，而“犯私铸者日有数百，州县不能禁。”《新唐书·食货四》记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贵，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八百人。”第五琦因推行货币减重政策，引起物价狂涨，被贬职。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接替第五琦为铸钱史的是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刘晏，他担任新职务后立即改行新的货币政策，注意了调整“开元通宝”与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的比例关系，逐步促成统一的币制。首先将重轮乾元钱改为一当三十，并抬高“开元通宝”钱，使其与“乾元重宝”当十钱等价，皆为一当十流通。虽然调整了三种钱的比值关系，但是使“开元通宝”也成为了大钱，货币贬值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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