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我设计了一段对话。黑衣青年（鲁迅的尼采式自我）和鲁迅他们都被一群带着狼齿、石心、电眼的一群钢铁人物围绕。在这时鲁迅分裂的人格会发生某种互相之间的斗争。我觉得鲁迅被异化的那个自我，一方面他在后来是被利用的，但在当时，您不觉得他的话语方式也有问题吗？他在到达上海后写的那些文字已经不像他在北京时写得那么有质感、那么鲜活和诗人气。他有一些很革命化的语言方式出现在《南腔北调集》和《水风月谈》等集子里。鲁迅抨击国民党的一dang专制，用的都是比较激进的左翼话语。那个时候鲁迅其实已经不把自己当成作家了。有学者说，鲁迅那个时期的杂文写作是失败的。
其实我不这样看，我觉得鲁迅那时候是最难的。现在看鲁迅写的杂文，95%以上的判断都是对的。要对当下现实判断九成准确，且过了七八十年以后还准确，这比写小说难多了。鲁迅不简单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直面这个社会，他借用了苏俄的一些话语，当然鲁迅对苏饿有一种乌托邦的理解，不像今天我们看苏俄看得比较清楚，当时他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他可能就混杂在这个话语里面了。我一方面从他的语言方式上觉得有问题，另外我觉得他的意识上也有问题。他很明确地在一篇文章里说：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我认为平等优先。他明确提出要求自由先要求平等，那么他觉得自由是要第二位的，平等是第一位的。还有一个看法，他认为为了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是可以牺牲精英文化的。这个话他没有直说，但我从他很多很多后期的文章里边看到了他对革命的态度，对同类人的态度，包括对他描述俄罗斯苏联时期那些叫同路人的作家流露出来的态度，他觉得为了劳苦者的王国能够建立，知识分子牺牲掉自己，牺牲掉自己的文化是值得的。他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包括他的心肠我也很能同情。但我觉得他这种观念不成熟。在这一点上说，我认为鲁迅的政治观念实际上是非常不成熟的。他等于打开了一个闸门，就像潘多拉的匣子一样，如果你任这种逻辑繁衍下去，任何精英文化可能都可以在这个道义的名义下去毁灭。我感觉鲁迅的这个逻辑非常致命，我觉得周作人在这一点上要比他成熟，胡适也比他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