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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层次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硕士毕业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像“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更加遵循绩效原则。为此，招考菌以2007年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分布差异和职业内工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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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
一方面，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硕士毕业生，职业分布都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
高家庭收入、父亲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毕业生从事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的相对比例更高，而低家庭收入、父亲为农民或农民工出身的毕业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相对比例更高。
这一发现对于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同样适用。
另一方面，在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中，都存在明显的职业内起薪差异，换句话说，即使从事同一职业，家庭背景不同则起薪不同。
以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为例，数据表明，同样从事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低家庭收入出身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分别只占高家庭收入出身毕业生的53.8%和67.8%；父母为农民或农民工出身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分别占父亲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毕业生的69.6%和75.8%。
优势家庭更看重家庭背景能发生影响力的专业
既然高等教育群体，包括硕士毕业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那么，优势家庭在教育扩张后是如何凭借家庭背景优势维持自身的地位优势的？
第一，从学校选拔性来看，无论是硕士生还是本科生都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
在本科生中，中高家庭收入、父亲职业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学生在重点大学的相对比例更高，而硕士生恰恰相反。之所以硕士生的教育机会相对更加均等，原因可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本科生为了摆脱家庭困难，往往更愿意加倍努力去追求研究生学历。
第二，不同家庭背景在专业领域上存在不同的策略选择，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中都是如此。
不同家庭背景在教育扩张后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具体地说，为了实现向上流动，不利家庭更倾向于选择能够使其在将来求职过程中容易摆脱家庭背景束缚的理学或工学专业。优势家庭则倾向于选择人文社科类专业、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
综上所述，招考菌认为：
第一，在高校毕业生中，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学历层次越高起薪越高、越容易从事管理技术类工作，相比本、专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更高；相比人文社科类专业，理工类专业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相对更高。
第二，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比本科毕业生要弱。学历层次不能调节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和本科毕业生一样显著存在，并没有降低。
第三，家庭背景的影响之所以在硕士毕业生中没有弱化，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与本科毕业生一样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都不是完全遵循绩效主义原则。
第四，教育扩张后，不同家庭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选择。
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实现代际流动的重要工具。不利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通过追求研究生学历、选择理工类专业来实现向上流动，因为研究生学历、理工类专业能够带来相对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回报，理工类专业可以帮助其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的束缚。比较而言，优势家庭并不一定非要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学历。
研究还表明，包括硕士毕业生在内的高等教育群体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都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这告诉我们，要想更好地体现教育的价值，发挥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单纯把目光聚焦在教育系统内的机会分配显然是不够的，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同样是阻碍代际流动的重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