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陆路贸易十分繁荣，唐代三彩陶瓷的西域商人、骆驼，以及黑人陶俑等，都记录下当年丝路之上的繁华景象。例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中国东周时期的红陶罐上的纹饰并非源于中原，研究认为模仿自中亚金属容器，据此可以推测，中国与欧亚间的交流其实早于汉代。
中国瓷器不仅销往古代丝路沿线各国，还远销非洲与中东。在古代埃及的上京福斯塔特城、伊拉克的萨马拉，以及在波斯、日本等许多地方都出土了唐代中国陶瓷瓷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纷纷仿制中国瓷器。例如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伊朗产波斯三彩碗出土于伊朗尼沙布尔，便是公元10世纪时，伊朗工匠仿唐三彩的作品。
当时只有中国才能烧制瓷器，西域各国都把自己国家的器型、纹饰带到中国定做。例如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三彩象首杯”，就是典型的波斯样式中的“萨珊式”器型。波斯商人将萨珊王朝金银器、玻璃器皿带入中国进行贸易，当时的中国人因新奇甚为喜欢，于是，这种西域纹饰和器型在唐代中国陶瓷中也时常出现，成为中外文化融合的象征。
幽蓝神采，漫染丝路
及至宋代，由于与金、辽两国的战争，宋政府对外贸易重点转向海上。随后，成吉思汗的铁骑横跨欧亚大陆，中国元代陆地贸易重新成为主导，马可·波罗讲述的中国故事再度唤起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对中国瓷器的热情。现藏于土耳其托布卡比宫的大量元青花瓷器，在东南亚各国、波斯湾和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出土的大量元青花瓷，以及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里尼在1514年绘制的油画《诸神之宴》中，都将青花瓷作为了对神献祭的器皿，说明当年青花瓷贸易的盛景。
元青花瓷之“蓝”，是文化交流的结晶。其实，青花瓷中的白、蓝两色并非中国主流文化色彩：白色是伊斯兰文明中的主流色，蓝色则是两河流域贵族崇尚的色彩。同时，元青花中许多器型来自阿拉伯游牧民族，如扁壶、高足杯（碗）等，例如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青花凤凰瑞兽穿花纹四系扁方壶”，造型精美大方，纹饰绘画精致，青花色泽浓艳而明快。
在瓷器上讲故事，漂洋过海弘扬中国文化的传统，始于元代青花瓷。自此，瓷器作为文化载体所具有的文化传播力量愈发明显。例如，元青花瓷上就有“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现南京市博物馆藏）、昭君出塞图罐（现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刘备三顾茅庐罐（英国裴格斯基金会藏），还有元杂剧故事《青衫泪纹饰梅瓶》（现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明永乐年间，埃及、伊朗与中东、东非一带都曾有将金属器型拿到中国定制相同样式瓷器的记录。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青花瓷底座，其造型和装饰均仿制一件埃及马穆鲁克的黄铜底座，黄铜原件上刻着君王的名称和头衔，在瓷器上也有仿效。
牵星过洋，瓷耀中西
自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业已存在，《汉书·地理志》中就有记载，但在唐朝以前，中外贸易交流主要集中于陆路。海上丝路的繁荣起始于南宋，南宋政府甚至专门建立了市舶司来管理海上贸易。宋高宗赵构曾说：“市舶利最厚，若措置合怡，所得动以百万。”自明朝永乐年间起，郑和7次下西洋，极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提升了朝贡贸易量。洪武七年，明政府一次赠琉球国瓷器7万余件；洪武十六年，赐台城和真腊各1.9万件。
明代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南海，在没有得到贸易许可之时，便在景德镇定制家族纹章瓷。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定居澳门，正式与中国开展贸易。此后百余年里，在中国与葡萄牙、荷兰的贸易历史上，中国出口的青花瓷均以克拉克样式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