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叟款紫铜香炉文史书上纪录“石叟落款多用篆隶字体”。石叟运用他在紫铜上写字功力，将“石叟”用篆体写好落款，尔后挑槽用银丝镶嵌而成。《萝窗小牍》纪录：“石叟，……善制嵌银铜器，所作多文人几案间物，精雅绝伦。”可见，石叟制器尤以文玩代表性，体现了他对文房艺术的偏幸。此次这组文玩集中亮相，越发鲜明立体地展现了石叟制器的武艺风范和艺术品位。
近几年，铜器珍藏略有升温，且泛起了一批高价拍卖品，但与已进入亿元时代的字画、瓷器等品类相比，铜器珍藏仍处于萎靡状态。但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铜器在历史上诸多时期都曾备受藏家重视，这不仅由于其物质功用，而且在于它具有要的精神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具有重大的升值空间和不行限量的珍藏远景。因而相识铜器珍藏的历史有利于更好地认清铜器的珍藏价值，而晚明就是铜器珍藏史上的一段主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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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明代的铜器珍藏晚期胜于早中期，民间盛于朝廷。晚明铜器珍藏种类繁多，铜器珍藏群体的外延有所扩大，上至皇室达官、文人雅士，下至商贾巨擘、通俗黎民都有加入铜器珍藏的情形。而且细腻铜器也经常是行贿送礼的珍贵物品。例如其时人将铜器作为行贿权相的物品，在公元1562年内阁首辅严嵩的抄家清单上，严嵩、严世蕃父子家中所藏的诸如鼎、彝、炉、瓶、筒、剑、乐器以及各式生肖动物等种种细腻铜鎏金器，共计1127件之多，共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两。
其时董其昌、韩世能、王世贞兄弟、张应文、高濂、姜绍书等文人名士也都珍藏铜器，集中在江浙一带，主要是在苏州、南京、杭州、上海及其周边地域。其时江浙地域繁盛的艺术品市场和艺术品鉴赏民俗使得这里的铜器珍藏也冠绝东南，藏品富厚，藏家众多，铜器珍藏运动空前繁盛。闲暇时间他们时常摩挲彝鼎、手揣真赝，辨伪识真。尚有常与文人、鉴赏家群集一起，分辨真伪，品评优劣的市民阶级。其中逐步崛起的商人阶级是其时从事铜器珍藏的一股主要实力，也是毗连各区域铜器藏家的中介环节。此外，专业骨董商人不仅生意铜器，许多也同时热衷珍藏。尚有一部分下层文人、通俗市民、僧人羽士等也附庸细腻购藏铜器，他们有时可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机缘反而能获得数目众多的细腻铜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