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
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乾元重宝为圆形，内有方孔，铸有凸文“乾元重宝”四字，隶书直读。初铸轮廓深峻，后期较为轻小。宝应元年后所铸乾元小钱，背有星、月、祥云、瑞纹。乾元重宝初以1当开元通宝10，两种钱币同时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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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六年（公元757年）唐将郭子仪率领军队收复长安，唐肃宗李亨回京后，第二年改元“乾元”。为了筹措军费，填补财政亏空，肃宗根据御史中丞兼铸钱史第五琦的建议“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发行了“乾元重宝”当十钱。该钱钱径2.6--3厘米，重约6—10克，每缗（一缗一千枚，也称吊）重十斤，钱文为隶书，直读，“乾”字的“乞”字成钓鱼钩状。版别分狭缘，阔缘，光背，背星，月，祥云，瑞雀，背十，背洪等，按照一当十的比价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国家财政不堪巨大的军费开支重压下，唐王朝又发行了“乾元重宝”当五十的大钱，该钱背面的外郭为重轮，俗称重轮乾元钱，这种大钱3.6厘米左右，重约20克，每缗重二十斤，但是对“开元通宝”作价则为一当五十。这样，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开元通宝”三钱并行流通，仅半年，市面出现了混乱，通货贬值，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低落和私铸盛行，由于“开元通宝”每枚重四克，五枚即可私铸一枚重轮乾元钱，可获十倍的利益，良币“开元通宝”很快就在退出流通市场，而“犯私铸者日有数百，州县不能禁。”《新唐书·食货四》记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贵，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八百人。”第五琦因推行货币减重政策，引起物价狂涨，被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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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接替第五琦为铸钱史的是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刘晏，他担任新职务后立即改行新的货币政策，注意了调整“开元通宝”与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的比例关系，逐步促成统一的币制。首先将重轮乾元钱改为一当三十，并抬高“开元通宝”钱，使其与“乾元重宝”当十钱等价，皆为一当十流通。虽然调整了三种钱的比值关系，但是使“开元通宝”也成为了大钱，货币贬值没有得到解决。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继位，铸钱史刘晏又改“乾元重宝”以一当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三，基本上使各种铜钱都按照它的实际价值流通。但“凡三日后大小钱，皆以一当一。”更进一步将“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的法定价值贬值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使这两种乾元大钱成为良币，有意识地利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迫使其退出流通领域，从而恢复了原来“开元通宝”钱的正常流通制度，收到统一币制的效果，这在货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乾元重宝”从唐萧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开始铸行，到从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一起退出流通领域，也就短短五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