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琮对其他地区与其他时代的影响，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良渚文化制作的典型“良渚式”玉琮，被当作前世遗珍在良渚文化以外的时空中辗转流传，甚至被改制利用。另一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受良渚文化间接影响后的各式制品，为“非良渚式”玉琮。
“良渚式”玉琮往往与典型的良渚玉琮高度一致，而“非良渚式”玉琮虽然都具备内圆外方的形体特征，但在玉料、工艺、形制、纹饰等细节处，大多自成体系，体现出明显不同于良渚玉琮的地域与时代特色。当然，也有晋侯墓地、金沙遗址等极少数的考古发现，使得“良渚式”与“非良渚式”玉琮，竟然以“关公战秦琼”的方式，一起穿越时空，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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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是古蜀王国继三星堆之后的都城所在，历年来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精美文物，其中已出土玉琮27件，是目前良渚文化以外区域出土玉琮数量多的遗址。金沙出土玉琮大多为单节素面玉琮，也正体现了其繁盛的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时代背景。然而，金沙出土的一件玉琮，因其与良渚文化的特殊关联，备受关注。
这件琮为上大下小的长方柱体，高22.2厘米、上宽6.9厘米、下宽6.3厘米。玉色青绿，局部有白化现象和沁斑，但整器仍呈质地温润细腻的半透明状。玉琮体分十节，每节由两条带细密弦纹的平行凸棱、有三角形眼角的重圈眼与阴刻卷云纹的短横凸鼻三部分组成简略抽象的神人面纹。琮的形制与纹饰都与良渚高节琮十分相似，但质料却判然有别，加之穿孔有后期改制的迹象，上端刻画的人形图符也与良渚文化常见的“鸟立坛柱”类刻符相异，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它不是良渚文化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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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类似金沙青玉琮这般温润细腻的玉料，在良渚文化中并不鲜见，张陵山镯式琮的质地就与之相近，苏南、深圳、嘉兴等地区出土的未受沁良渚玉器中，也颇多质地温润细腻者。而且，在上手观摩此件玉琮时，我发现琮体白化处有清晰可辨的绢云母状纤维构造，而这恰是良渚文化玉器独有的材质特点。凭此种种以及上古“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的习俗，可以断定此件玉琮就是一件良渚文化晚期选用了罕见的细腻玉料制作的高节琮。其质料的特殊性正是其突出重要地位的反映，而人形图符表明它很可能曾流转至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并被视为珍宝。
在我国古玉体系中，琮是引人注目的一种器型。这不仅因为琮的缘起非常久远，在文明时代却又较早地消失，更因为琮有奇特的形制，罩有一层难以揭示的神秘面纱，其原始含义及功用，从古到今众说纷纭，真伪莫辨。
琮的基本形态为一内呈圆管状中通的方柱体，圆管两端突起于方廓，被称作“射”。有的方廓角棱分明，有的为圆角；有的柱体低矮单节，有的高而分若干节；有的角部雕有纹饰，有的通体素面。有一种被称为“圆筒式”的琮，没有方廓，只在圆筒四面对称地凸雕出四块长方形饰片。这种琮大都较低，可视为方柱琮的变体或简化，可能是制作时受到玉材形体限制的变通做法。有的学者把这种纯为圆筒状的玉石器称之为“镯形琮”。这类器物有的高度可观，显然不是“镯”；有的两端径不等大，呈马蹄状，可能是具护卫性能的臂筒。它们不宜归属于琮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