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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腹内铸铭32行500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是迄今铭文最长的青铜器。鼎内铭文可分7段，前5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的大小政事，并饬勤公无私;第6段是赏赐以及相应于授命任职所颁的“命服”;末段则是毛公答谢天子的套辞，并希望子孙永享此荣耀
自北宋以来，青铜器的研究、收藏和鉴赏就蔚然成风，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记载：“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金石学”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女词人李清照之夫赵明诚即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王国维在其《古礼器略说》一书中明确提出“凡结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宋徽宗广收历代青铜古物，王黼奉敕所撰《宣和博古图》中著录了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古代青铜器，计20大类839件。
金石之风一直延续至清代，清宫收藏的青铜器也蔚为大观。乾隆年间，梁诗正等人奉敕撰集而成的《西清古鉴》，共40卷，录彝器1436件、铜镜93件。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涌现出不少青铜器收藏大家，尤以“南潘(潘祖荫)北陈(陈介祺)”为最。潘祖荫被视为当之无愧的清末吉金收藏“第一家”，据其《攀古楼彝器款识》载，潘祖荫所藏青铜器数量多达600余件，其中不乏诸多稀世珍宝。当时最著名的3件西周青铜重器为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前两件就为潘祖荫收藏，故其刻下“天下三宝有其两”印章。山东潍坊“万印楼”主人陈介祺的收藏也是十分壮观，其收藏的青铜器包括毛公鼎、天亡簋、曾伯簠等青铜器34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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