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使胡峤曾留居契丹7年（年），他在《陷辽记》一书中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即使在城市中、工商业繁荣地区，以布帛作为通货也仍是普遍现象。辽政府还多次颁布法令，严禁布帛“不中尺度者”。以严格明确交易的比价，直到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废除。但直到辽末天祚帝时，还有用牛羊换取粮食的记载：“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驮。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比值太轻’。”[1]（卷五九《食货志·上》）由此可见，实物交换在契丹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尤其是民间，极为普遍。
那么，辽的自铸币始于何时？文献记载不甚明了，仅《辽史·食货志下》（卷六○）有：“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一些钱币学者据此认为在辽建国前，耶律阿保机的父辈已开始铸钱。但铸的是何种钱文呢？史书无载，也未见有关铸币管理机构和规模数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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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世和出土实物的研究，被认为属于此时期的辽钱有“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千秋万岁”、“大泉五十”等。近年来，在赤峰等辽国腹地有多次的零星发现。如，1981年在林西县三道营子辽代钱币窖藏就曾出土一枚“通行泉货”，[2]汉字隶书，右旋读，光背，形制与一般的辽钱无异，且此地又是契丹人发祥之地，所以认为属辽铸。其他诸钱钱文多祝文赞语，如“开丹”等多以为契丹开国纪念币或压胜钱。
从史书看，契丹境内多铜铁，矿冶是契丹人的传统工业，立国前就已出现独立的冶铁、铸铜业部门，据《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坑冶，则自太宗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葛术’，国语铁也。布置三冶：曰柳＠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应为天显初），平渤海，得上海，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洲，地亦多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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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也证实辽上京附近坑冶遗址规模相当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罗杖子、赤峰辽祖州、饶州、中京遗址都有发现炼铁炉址和炼渣，堆积厚达一米多。辽初已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冶铸技术和原料等条件，在国势日渐膨胀及盛唐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开始铸造钱币也是可能的。但其时钱文均不记年号，数量又是寥若星辰，所以不可能作为市场流通的价值尺度而代替牲畜、皮张和布帛等媒介，只能是作为上层社会财富的象征或纪念币。
辽立国后，统治者依*畜牧业为本，同时加强对农业的开发。“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1]（卷五九《食货志·上》）在政治上推行“因俗而治”和“胡汉分治”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口大量增加，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太宗时，更加重视农业管理，甚至为“无害于农”而推迟出猎，士兵有伤害农作物者处以军法，在统治者的保护和鼓励下，使得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利用。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为辽的农业经济扩大了范围，注入了大批农业人口和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东灭渤海，又从石敬瑭处割幽云十六州，尤其是后者，地稠人密，物产丰富，是传统的农业区，对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军需民食，殷实富足；而向西域的扩张，畅通了西北丝绸之路，契丹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北方的大业初成，经济呈上升趋势，本地的鱼盐、矿冶、陶瓷、纺织、皮革加工等手工业均有较大发展。与中原和边境的互市贸易在民间也日益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