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同庆（东京艺术院院长）：我想提个建议，我在国外近三十年也在研究书法，日本书法和中国书法都是同源的。具体到临沂的文史资源，比如银雀山汉简，我想要买一些好字帖回去研究参考，但这样的资料没有，这是很遗憾的。在日本书法界，知道王羲之是琅琊人，可是一般的日本人脑子里，王羲之等于兰亭，兰亭等于绍兴，而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王羲之原来是在临沂出生的？——中国的书法家有多少知道我不太清楚，至少在日本是绝大部分的书法家不知道这个事实，知道琅琊，但不知道就是现在的临沂，这是很可惜的。还有刚才提到银雀山是一个文化亮点，再结合书圣王羲之，当地其实可以开展不少文史研究与活动。
上海博物馆在法帖上有两件镇馆之宝，一为唐摹本的王羲之的《上虞帖》，二为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其中《上虞帖》曾经历了一场大劫，而使《上虞帖》起死回生人，是“上博”的明清古画鉴定专家、墨拓大师万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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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抄家之风大兴，将“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或焚烧，或上交。为之，上海专门成立了文物清理小组，对抄家得来的文物书画，逐个鉴定清理。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万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馆参加，为书画鉴定把关。
一次，万育仁在仓库中清理书画，偶然在丢废纸的竹筐中，发现一纵23厘米、横26厘米的硬黄破旧书法帖。卷端有宋徽宗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的绢签，在绢签的下角，有朱文双龙圆形骑缝印，有“御书”葫芦骑缝印，有“政和”、“宣和”骑缝印，拖尾中间还押着“内府图书之印”朱文大印。除宋徽宗的题签和印外，还有五代南唐“集贤院御书”墨印及“内合同印”朱文大印。凭万育仁多年书画鉴定的经验，他确定此卷非等闲之书卷。再打开内页，只见58字七行草书历历在目：“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艰!想行复来。修龄来径日，今在上虞，月未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内容主要是回答来书所问。帖中提及三人，一为修龄，乃王羲之从兄弟;二为重熙，是王羲之妻弟;“不知安所在”的“安”当是名士谢安。帖中文字多使用中锋运笔，字体连贯流畅，丰肌秀骨;体势超逸优游，灵动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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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育仁依稀记得明·詹景凤《东图玄览》、清·安仪周《墨缘汇观》提及此帖，此帖多少年来湮没不彰，现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怎不激动。惊喜之余，万育仁毅然将废筐里的《上虞帖》捡回，小心翼翼地带回上海博物馆，请还在工作的专家进一步确认。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怕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引火烧身，也许是不懂，他们却来个彻底否定：“该卷既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也不是唐摹本。”
上世纪70年代初，“打砸抢”之风逐渐平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沈之瑜得以解放，重新主持工作。沈之瑜与万育仁虽为上下级关系，但彼此尊重，堪称老朋友。万育仁便悄悄地将藏了三年的《上虞帖》拿给老馆长看。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沈之瑜同意将此帖带至上海作进一步的鉴定，在一旁的保管部长马承源极力，请上海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鉴定。此时的谢稚柳刚从“牛棚”里出来，久未与书画打交道。当《上虞帖》放在他桌子上时，谢稚柳眼睛一亮，拍案叫绝：“上海居然也有王羲之的好东西了，羲之墨迹久绝于世，唯此唐摹，就足为文物之精英、艺苑之瑰宝了。”
当谢稚柳得知是万育仁发现《上虞帖》，并助其逃过大劫时，赞不绝口地说：“老万，你做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