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巩当十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日，户部奉旨咨文，饬谕各省都抚：出示禁令，禁止私铸。收买小钱，量给官钱半价。暂行贮库，年终汇报户部，候文销解。为此，同年八月二十日，甘肃巡抚石文焯奏：甘肃欲收取小钱，须颁领宝泉、宝源二局新铸制钱，以广钱源。甘肃去京四千余里，山路崎岖，舟楫不通，若驮制钱来甘，则浪费钱粮，已非长策。
若依部议，发半价在各地收买小钱，运解兰州贮库，更费一番运载银两。小钱贮库放置无用，收买价值实巨，与经济又一时无补，民间交易则钱不够用。莫若先动用库银20000两，依时价收取小钱，遵照雍正通宝钱式改铸，即以禁用之钱化为大制钱，铸出制钱再行收取小钱，源源收铸，约计二、三年内小钱既尽，而鼓铸停，所有库银便可照数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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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甘肃获准沿用宝巩局名在兰州设局，局址设在普照寺东侧(今兰园内)。由按察司经铸，河桥同知监铸，动用库银20000两，收买各类小钱，开炉改铸雍正通宝制钱。按照甘肃巡抚石文焯事先拟定的方案，顺治小钱重8至9分，每2000文重约170至172两，除去熔炼损耗，得净铜155至156两，雍正制钱重1钱4分，可铸1100多文。其中1000文抵作收买小钱2000文之价，所余100多文作匠役工资及炉座器具柴炭等费，尽力节省办理，量亦敷用。但在收铸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的困扰，表明这个方案筹划不妥，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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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一：甘肃自康熙七年(1688年)撤局罢铸以来，迄今已近60年，从前工匠百无一存，今所召募的175名工匠，俱系生手创始，不能照宝泉等局设大炉鼓铸，也不能用大罐熔炼铜斤。只设小炉12座，日铸制钱62串400文，岁铸22000余串，从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起，到雍正六年十月底止，其间有候铜停铸时间，共铸制钱33400余串，总付银14800余两。据此看来，宝巩局铸出之钱与甘肃各地所用小钱总量相比，为数甚少。民间小钱数量浩繁，欲全部收取改铸，依此进度，岂能在二、三年内完成。
问题之二：当时商定收买小钱2000文改铸制钱1100多文，其中1000文抵作收取小钱2000文之价，所余100多文作匠役工资及柴炭等费。开铸后却成不敷支出的状况。甘肃各地收取小钱，大多经办不力，不能将所收之钱按时运解兰州。钱局乏铜接铸势必熄炉，故停炉养匠更多垫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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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三：甘肃各地收取小钱运解兰州供铸，钱局铸出制钱再发运各地收买。路程近则数百里，远则千余里，皆须要车马驮载。当初未议定运解费用，如今此项支出无处开销，遂令各州县沿途驿站承担运解。驿站额设车马有限，实难担起如此艰巨的运钱重负。偏僻州县驿站没有额设车马，便雇民夫代运，钱局虽承诺以铸钱余利付给运费，迨后又无法兑现。以致造成驿站烦扰，官民贻累。
问题之四：雍正六年甘肃各地钱价高低亦不一致，总而言之，大制钱840文至920文兑换银1两；小钱与大制钱的比价2∶1，小钱1680文至1840文兑换银1两。在宝巩局收铸期间，甘肃各地官府收买小钱，顺治小钱统一按2000文(计重10斤12两)付银1两或制钱1000文。历代小钱原未议定收买之价，是必收之恶钱。
这类小钱2250文至2280文，计重11斤8两，入炉熔炼才与上述顺治小钱铜斤相符。故规定每两银或制钱1000文，收取历代小钱11斤8两。平心而论，市场交易本是以文计算付钱，而此时官府竟按斤收买民间小钱，广大劳苦者确实损失惨重。再加上兰州钱局急须铜斤鼓铸，羽檄频传，有司畏怯处分，强行收取小钱。截止雍正六年十月底，还有诸多银两未送到被收买小钱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