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有两位陕北人到我工作的单位上交玉器，即玉刀。长17.7厘米，宽4.5厘米；片状呈梯形，两侧短边略斜，边长有刃；背面较短，整体很薄，刃部两面磨成；近刀背处有三孔，间距相等，孔为一端大，另一端小的马蹄状。当时两位陕北人称自己是由神木高家公社石峁来的，玉刀在“铜川”拾到的，可能属文物，在那里挖了很多，到西安办事顺便带来一件，看能否卖钱。我认真看后，认为是一件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时代很早。
当时我感到疑惑，就问：“神木距‘铜川’很远，你们怎么在铜川挖出。”他却说：“我们家距‘铜川’很近。”我接着又说：“你们回去及时给当地文化部门汇报，将拾到的其他玉器上交给他们，他们会奖励你们的……”我面对这件玉刀便产生很多疑问：神木离“铜川”很远，怎么能说距“铜川”近，在那里挖到很多玉器，我从来没有听说“铜川”出土古老玉器，就是陕北地区，也不可能有古老的玉器啊！如果真在“铜川”能挖到此类玉器，那里一定是遗址区域。这件玉刀具体是什么时代？我带着疑问无可奈何将此玉刀入库，并记上“铜川”征集。后来看到石峁出土玉器的报导（注1），才知道这玉刀是石峁出土的玉器。石峁附近有称洞川沟的地方，当时出售这件玉刀的两位陕北人所说的“铜川”就是洞川沟，是我没听准确，误把洞川沟听成铜川了。从此我对石峁玉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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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玉器与石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论文发表后，使我们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出土的陶器丰富，其主要有鬲、、、袋足瓮、缸、盆、碗等。依据陶器类型学把石峁遗址与周围遗址出土时代清楚的同类器进行对比：例如，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文化。“大口二期面貌与石峁遗存接近，文化内容丰富，出土袋足瓮、鬲……三足器较多，认为大口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对要早于偃师二里头早商文化，晚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另外还与其他遗址的遗存进行对比研究，“石峁遗存的整体年代应该稍晚或相当于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段，部分因素已进入夏纪年范围。”（注3）同时，对距石峁村不远的新华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研究，“就其年代来说，新华遗址玉器已属于夏代玉器范畴。”
经过对神木新华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对周围遗址的调查对比，“研究表明，新华遗存文化面貌与石峁遗址内涵基本一致，并且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这一发现为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类似文化遗存定位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依据。”石峁遗址“从大量精美玉器出土的现象及出现坚固的防御石城来看，石峁聚落应该是龙山晚期以来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的一个中心聚落。”（注4）总之，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之多、器形之精，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大发现，了解清楚玉器品种、具体年代、产生原因及内涵，有着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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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高家堡石峁征集的一批玉器中，多孔刀就有15件，长的达54.6厘米，短的长19.5厘米，孔应是安装在木柄上便于绳索捆绑固定用的。制作精美，极薄，不属实用器，应属玉礼器，或是仪仗用器。玉刀是在原生产工具石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史前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在国内新石器遗址中普遍出现玉器，从考古发掘资料得知，形成八个文化中心区域（注5）。多数区域出土有玉刀，玉礼器的出现与形成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化基础上的。这段时期由仰韶晚期至龙山晚期，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认为，石峁遗址文化应属龙山文化晚期，三孔玉刀也应属龙山文化晚期的玉礼器。
玉牙璋属玉礼器，又称刀形瑞刃器。玉礼器包括圭、璧、琮、璜、璋五瑞（或五玉），还有玉琥，合称为六瑞（或六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春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惟治兵守。”《说文》：“璋，剡上为圭，半圭为璋。”《诗·大雅·板》：“如璋如圭。”孔氏疏“半圭为璋，合二璋则成圭，以喻民合君心。”1976年在陕北神木石峁村征集的玉器中，玉牙璋多达28件，其中较为精美的一件（图2），长34.5厘米，首端宽7.9厘米，厚0.3厘米。玉质深绿色，片体，整体似剑，分体与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