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者进行朝政与礼仪活动，斧钺同样不可或缺。《逸周书·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黄钺正国伯，……王秉黄钺正邦君。”说明周王作为宗主国或者盟主国国君，必须秉黄钺亲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国事活动，王者身后须设有绘制斧钺图案的屏风状礼仪设施。
春秋战国以来，斧钺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但在天子的大驾卤簿中，却也一直少不了黄钺，青铜钺作为皇权的象征之一仍残留在礼制的行列中。《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天子出行，“乘舆法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一直延续至汉代，仍可见沂南汉画像“车马出行图”中的斧车，斧应是钺的传承。
一个铜锈斑斑所呈现的整体颜色和组构特征与中国古代青铜器“斧钺”外观极为相似的龙头凤尾青铜器，在新疆若羌县米兰遗址被发现，经若羌县文物局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对比，初步命为“钺”，这是若羌县地区近年来出土十分罕见的青铜器。
“钺”，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一种兵器。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在青铜器中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被当做权力象征、威严的礼仪用物，估称“权杖”。钺盛行于商和西周，但因形制沉重，灵活不足，终退为仪仗用途，常作为持有者表现威仪与权力之用，在后代也往往是君主大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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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羌县文物工作者介绍，新疆及内地众多博物馆，都没有见到过类似米兰遗址发现的这种罕见青铜器。米兰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中间带孔，圆孔直径：2.6厘米；一头似斧，扇形上方有镂空的V字形花纹，扇形宽：8.4厘米；一头似锤，呈椭圆形，并有镂空花纹，似眼睛；整个青铜器呈龙头凤尾形状，长：15.2厘米；重量319.8克。米兰遗址采集的青铜器是不是古代所说的青铜钺，还需专家鉴定、考证。关于它的年代、质地、用途等更需进一步研究、探秘。
米兰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真实可靠的依据。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邦，昔日使者相望于道，是当时中央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根据地。青铜器钺为米兰遗址历史研究提供了依据，再次佐证了古丝绸之路要道上的米兰重镇与中原王朝地区的交流往来，对西域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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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但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这说明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钱耀鹏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配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出现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代替。“圭一般为玉石质，可以佩戴，更适于朝政、出行等活动。”
国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别。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体系中，诸侯王虽然拥有使用“青铜钺”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什么样的青铜钺可以被使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人的身上，都大有讲究；而质地、大小、纹饰不同的青铜钺，也对应不同等级的使用者这些被钱耀鹏称之为“斧钺制度”的规范，必须被严格遵守，即便尊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