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在中期以后有了全面、迅速的发展。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现和快轮制陶技术的应用，说明一部分手工制作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
制石、制玉业较发达。早期就已大量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较多地使用穿孔技术。中期以后，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出现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随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还出现了精致的玉铲，并有更多的玉、石装饰品，包括以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制骨工艺十分出色。
中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早于1959年在山东省宁阳县大汶口遗址发现，出土了铲、臂环、指环、笄、管等玉器。此后，山东省安丘市景芝镇、曲阜市西夏侯、胶州市三里河等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均有各种玉器发现，多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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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遗址晚期10号墓出土的玉环佩在死者右臂上，玉铲放在股骨上，玉指环放在坑角处。35号男女合葬墓，玉管戴在女性颈部。胶县三里河墓葬，璿玑放在胸部，玉琀出于口中。景芝镇2号墓,玉镯戴在左腕。7号墓,玉镯戴在右腕。2号墓玉璧放在胸间，与江苏省新沂县花厅村墓所放位置一致。2号墓玉坠放在胸间。1号墓玉珠放在颔下，与西夏侯墓出土位置一致。玉器也见于遗址地层中，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上层出土有玉饰，表明这些玉器大部分为生前装饰品。
出土玉器的种类有玉铲、玉璧、玉镯、璿玑、玉环、指环、玉珠、玉佩、玉坠等。其中玉铲,一件窄梯形,平顶，直刃，顶下有管钻孔，墨绿色,很艳丽，长19厘米；另一件亦属窄梯形，平顶两角微圆，凸刃，顶下有漏斗状孔，米黄色，玉质有瑕，刃部锋利，长11.8厘米。两件均出自大汶口。玉璧，不甚圆，中孔稍小，质地坚硬，白色透绿，外薄里厚，孔一面径大，一面径小,外径6.9厘米，孔径3.5厘米,周壁厚0.55厘米,见于景芝镇。璿玑，像玉璧，周缘有三牙，距离相等,外径约6厘米。玉镯，一种宽带式，白色带黑斑，外径6.5厘米，见于景芝镇，刘林也有此式，通体光滑，孔内壁较直；一种宽带亚腰形，外径6.5厘米，也见于景芝镇。玉环，一大型，肉宽而薄，中有大孔，用做臂环;另一种小型,其中一件正圆形，器薄，中间孔小,对钻孔，见于刘林;另一件扁薄正圆，肉宽孔小，墨绿色，见于大汶口。玉指环，中有孔可入指，环较宽，横剖面椭圆形,管状玉珠，有的呈短鼓形，有的呈长鼓形，对钻孔,色白。玉佩,鸡心形，上有3孔可系绳。玉坠，第1种圆柱形，横剖面圆形，一端磨出的锥形柄，上有小孔可缀系，另一端磨成钝夹，长约5厘米；第2种方柱形，横剖面正方形，上端有锥状柄，下端方而尖，均见于大汶口；第3种条形,平顶下有圆孔，长的8.5厘米，短的3.7厘米，见于景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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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刘卫东介绍，中华古玉源远流长，玉文化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在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中，玉文化是能够代表、传承中国文化的载体，具有其自力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含量。
玉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的制作可能已发展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均有精美的玉器出土。其中如玉斧、玉铲、玉兵器等，当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配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需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玉器风格基本继承两汉传统，但实物流传甚少，墓葬出土数亦不多。宋、明时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发达。清代为玉器制作的振兴时期，当时，经济繁荣，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都已经有较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