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教东进阳关以后，逐渐地被汉族地区的文化所融合。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佛的面庞也逐渐汉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渐低了下来，耳轮越来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汉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现在善男信女们的面前。这种转变过程在敦煌，云冈和龙门三个石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敦煌石窟
第二九○窟中，北周时期（公元年）所绘的《佛传图》，是以《修行本起经》为主而画成的。这幅长达二十五米的「连环画」，内容包括从摩耶夫人夜梦菩萨乘白象在音乐声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舍家苦修止。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幅画上的人物服装打扮都是汉、普风格，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被画成了中国皇帝的模样。他的母亲摩耶夫人穿上了汉、晋时后妃的服装，释迦牟尼回宫时所乘的蛟龙车，就是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中的云车临摹的。这说明，释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们和民间雕塑家、画家们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像进行描绘和塑造的。同时，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区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养各异，同样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萨，却有许多不同的形象，这就是佛、菩萨有所谓千万「化身」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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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们的精神寄托，对来生的向往，以及他们认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这在云冈石窟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两眼目光锐利，俯视尘世，嘴角凝结着一丝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这座佛像高达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国内罕见的大佛。此佛已完全脱去了犍陀罗时期穿的希腊式服装，他褒衣博带，俨然是两汉以后士大夫的礼服。这当然不是因为佛要追求时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识和审美观点在艺术上的反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政治上推行汉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萨身上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时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长裙，同汉人的服饰一样了。其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所属的鲜卑族，是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西喇木伦河和洮儿河之间，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迁徙后，鲜卑族占有了匈奴原来的地区，势力才强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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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九八年，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称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鲜卑族文化落后，人数较少，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并下诏禁止穿胡服说胡语，把鲜卑姓改成汉姓。北魏孝文帝的这些汉化措施，从这一时代塑造的佛、佛像菩萨身上所穿的短衫长裙服装上也得到了反映。为了利用佛教来保知北魏这块「庄严国土」的「国运长久」，北魏的许多代皇帝都全力弘兴佛教，广造寺塔，赐予僧侣以各种特权。
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朝,共一百六七十年,释教也相当蓬勃,杜牧著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几多楼台烟雨中”。可是南朝留下来的佛像很少,较量著名的是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的一批。特殊是南朝的铜佛像,确为真品的全天下仅有数尊,今天通常看到南朝款的佛像多为伪品,有的如清端方旧藏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金铜佛像这样的名品,也是清末仿造。首都博物馆一展柜内有许多小佛像,绝大多数都是唐代的,可是都被人加刻了南北朝的款,市场中杂乱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了。
同年,一件清康熙大功效者嘎巴拉铜像在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秋拍以1792万元成交;2011年,上海古玩中国交易中央春拍上也拍了许多佛像,其间有3件佛像成交价逾万万元人民币。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在昔时秋拍中推出“观自在中国释教造像专场”,有63件拍品成交,成交总额高达7388.86万元,其间有两件达万万品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