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或许还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此时此刻,如果还要他们“体谅”执政者而不发出应有的怨言和愤怒,实在是难乎其难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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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从此遂使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涨幅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但是,在币改中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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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于当时沸腾的民怨当然也是心知肚明。吴国桢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金圆券币制改革完全没有达到其推出时初的预想,却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这对企图通过币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财政经济进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而言,实为莫大之失败。
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固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由于法币刊行量仍在增添而没有功效。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先妄想钱币刷新。同时,蒋介石部署原财政部长、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亦制订关于币制刷新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以为法币不作根天性刷新还可以维持一准时限的时势,如从基础上刷新,那就会垮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