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通宝”小平钱的出现,同时证实了中国古代货币史的著名理论:“子母相权论”之不谬以及这一理论在南宋时代的应用和实践。
“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有关货币本位与流通的理论:“谓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可以用一种为标准来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换率。”早对“母子相权论”做系统阐述者为东周时期的单旗。
《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天大旱,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谏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演污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翁其人也。”景王不听,于是铸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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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鲁·左丘明《国语·周语》:“货币之重者、大者为母,轻者、小者为子。币轻物贵,推行重币以市贵物,称母权子;币重物轻,推行轻币以市贱物,亦不废重,称子权母。”
该一理论可表述为:当市场发生通货膨胀,而产生物贵钱轻的现象时,政府就推行重币(铸大钱)用以买卖贵物,这时叫“母权子”;当市场发生通货紧缩,而产生物轻币贵的现象时,政府就推行轻币(铸小钱)用以买卖贱物,这时叫“子权母”。这就是“母子相权论”,或叫“子母相权论”。实践中,是以小平钱为子,以其与向上递进等级的钱币相权,从而得出当贰、当叁、当伍、当拾、当百、当千等等大钱来。也就是说是以小平钱为基础,去权衡其他等级的大钱币。换言之没有同版式小平钱也就不会产生同版式其他等级大钱币。每一枚大钱的出现必定有相同版式的小平钱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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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了上林三官“五铢”,才会有超大“五铢”;有了“小泉直一”,才会有“大泉五十”;有了“开元通宝”小平钱,才有了“开元通宝”连州白铜大钱;有了“唐国通宝”小平钱,才有“唐国通宝”折十钱;有了“大宋通宝”小平钱,才有了“大宋通宝”当拾大钱;有了“大元国宝”小平钱,才有了“大元国宝”折十大钱。所以说,“大宋通宝”当拾钱是与“大宋通宝”小平钱相权以后得到:每一枚“大宋通宝”当拾钱可当十个“大宋通宝”小平钱之用。
“唐国通宝”铸造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李璟继承了他父亲李昪打下的江山,但荒于治理。当时南唐需要一个富有阅历、能审势度势、具有军事才能的皇帝,但是他做不到。他发动了对闽国的战争,还讨伐过湖南的楚国。都因措施不当,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劳民伤财,国力也渐渐衰弱。而这时北方的后周在柴荣的领导下渐渐强大起来,南唐经过与后周的较量,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废了帝号。唐国通宝是在战争需要经费、战败需要赔款的背景下铸造的。“唐国通宝”版本极多,仅钱文书体就有篆、真、隶三种,篆书以初铸时的当二钱制作为精美,但所见不多。其中以大字、细缘小平钱少见。篆书“国”字呈方形的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独特,笔法秀丽,与普通品迥异,是“唐国通宝”钱中的佼佼者,也不多见。这几种“唐国通宝”篆书钱,应仔细辨认,否则,很可能把它们当成普通品,而不觉其珍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