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造”背“二钱”铜钱此前并无发现，亦不见于任何记载。那么，此钱究属何种性质与用途，本人经过研究，提出如下见解：其一，此钱属于“非正用品”。因为在长达４７年的明代万历年间，从未铸行过这种流通币。其二，此钱亦不属于“钦赏”钱。在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至高无上。为了显示皇权的神圣尊贵，皇帝赏赐用钱，必用金银贵金属铸造，不可能使用铜铸币。历代有关皇帝赏赐金银钱的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的金银钱实物可为力证。其三，此钱与“钦赏”银钱的形制、文字、风格、特点完全一致。其四，此钱具有典型而突出的样钱特征，诸如铜质精纯，轮廓规整，字口深峻清晰，肉质厚重，品相精美等，使人对此不容置疑。
综上所述，我认为此钱是一枚由明宫内府技术水平高超的专业铸钱匠师精工精料精铸而成的万历年造背二钱“钦赏”银钱的试铸铜样钱。该钱的发现，尚属首例，它填补了我国古代“钦赏”银钱试铸铜样的空白，为研究明宫内府铸造“钦赏”银钱的文化背景、铸钱程序、工艺及流程等提供了一件宝贵的实物，因而比同类“钦赏”银钱更为珍稀，更具历史、科学与经济价值。上海省钱币学会副秘书长、著名钱币学家于倩老师认为，“此钱极其稀少，价值应在15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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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仿效元代货币政策，推行纸钞，禁用金银。后因经济的发展，海外市场的开拓，货币需求量增大等原因，明英宗正统年间“驰用银之禁”，白银取得合法的货币地位。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年）始开采银矿铸行银币，先后铸“万历通宝”背“矿银”、“矿银四钱”及“万历年造”背“二钱”、“五钱”、“八钱”、“九钱”两种纪值银币。由于铸量极少，加之历经战乱和人为销熔，今已存世无几，弥足珍贵。
我国已故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在《历代古钱图说》一书的顶批中写道：“另见，万历通宝背矿银四钱，万历年造背二钱、三钱、五钱、八钱、九钱之银钱，皆珍。”《中国钱币》（１９９１年四期）在对１９５９年出土于上海市郊朱忠禧墓的两枚万历年造银钱的报道中也明确指出：“这两枚银币很是珍贵。”当代著名古钱币专家孙仲汇先生亦认为“万历大银钱也十分珍罕，如万历年造背五钱、八钱、九钱及万历通宝背矿银六钱等”。（孙仲汇《中国古钱鉴赏与收藏》）。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将“万历年造”背“二钱”银钱定为一级，批注：“戴葆庭旧藏，仅见品。”由上可知，明万历银钱的珍稀程度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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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万历银钱的性质与用途，我国古钱币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属于“钦赏”性质的非正用品。朱活先生指出：“万历年造大小银钱，殆非正用品。”（朱活《古钱小辞典》）唐石父先生认为均属“钦赏金、银钱，铸于明宫内府‘银作局’……以备钦赏之用’”。并明确指出“１９５９年出土于上海市郊朱忠禧墓的万历年造银钱两枚”皆“墓主生前得自钦赏，死后随葬”。（唐石父《中国古钱币鉴赏》）近，本人有幸于上海见到一枚“万历年造”背“二钱”生坑大开门古币，该钱直径２７毫米，重达７克。出人意料的是，该钱并非银钱，而是铜钱。其铜质极为精纯，几无锈蚀，原光包浆保存完好。铜色发白，与白铜开元钱的铜色极为近似。据上海省金银珠宝饰品质量监督检验站Ｘ荧光检测显示，其金属成分构成为铜占８０％多，余为锌及其他金属成分，仅含极微量的银。钱文自然流畅、端庄遒劲，与银钱的字风神韵吻合无二。轮廓规整，内穿平齐，字口深峻清晰，地张平坦光洁，肉质厚重，品相极为精美，令人百看不厌。
货币所反映出来的是不同朝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面貌和政治制度，像这枚万历通宝背面北关夜市图的印刻，就对今天研究古代政治和经济的历史，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依据。一枚特大的货币，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明朝万历年间人们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千千万万的文物，都是不同社会形态的笔录，可以帮助我们凭借这些历史证据，更能解开那些离我们远去的时代的历史难题。万历通宝还原了万历年间的统治者的政治决策、百姓民众的历史风貌，更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心，探究历史，还原当时的社会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