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近年来市面上和考古发掘都陆续出现了“建国通宝”钱，如956年锦州市博物馆在发掘的清代范子和墓葬中，枚隶书“建国通宝”钱。罗伯昭先生也曾于94年的中国泉币学会第36次会议上出示了一枚“建国通宝”钱。专家们认为此钱属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因其风格酷似徽宗时代的“政和通宝”、“宣和通宝”钱。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天圣年间因为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讳，并且举出了实例。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宝文的避讳。另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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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建国通宝”要取年号之首尾两字呢？这可能与避讳有关。若取前两字“建中”组成“建中通宝”，则与唐德宗时期的钱文相重了。因为德宗曾于建中年间（780）铸行过“建中通宝”。而若取“靖国”，以徽宗的“巧技成性”，或许认为“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意，所以取首尾两字，是理所当然的了。据说“建国通宝”极为珍稀，存世量不超过0枚，称其为北宋珍稀币也不为过。
近些年市面上开始流传所谓的“靖国元宝”钱，说该钱“生坑，旋读，钱径2.5厘米，重5克”。但稍微懂点避讳常识即可知，所谓的“靖国元宝”很可能是，丁福保先生在对民国时期存在的各种臆造历代年号钱的总结中也说道：“元号钱之不可信者多矣……徽宗之靖国元宝……当时实未开铸，皆后世之伪托也，虽仿造极精，索值低廉，皆不可收买，当以特别之眼光鉴别之。”
从广义上理解“避讳”，它不仅涉及到避“名讳”和禁忌的因素，还包括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例如避免单字重复等。了解了钱文中的避讳现象，对钱币收藏也有好处，它可以帮助你分辨出那些需“避”而未“避”的。
我国古代货币从初的布币、刀币等，到汉代五铢钱，再到唐武德四年始铸“开元通宝”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喜欢在钱面上铸造文字，即所谓的钱文。既然避讳现象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且与文字甚为相关，同时货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接触的物品，那么钱文与避讳现象发生“关系”自是必然的事情了。
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