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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将其父母的合葬墓式“用回制”。他本人死后，就葬在泉州东门外仁凤乡的教墓地。显然，李贽的二世祖娶色目女子为妻，还接受教，但他本人并非回族。李贽二世祖母虽为色目人，但不能断定她本人一定就是回族。元朝称畏兀儿(维吾儿)、回回(回族)、西夏人为色目人，意为色目相异之人。假定她确为回族，也不足以改变整个林李氏家族的族别。元明之际，是我国民族融合进程加剧的重要时期，各族的互通婚姻是很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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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大顺二年（1646年），张献忠在率大西军主力于西充凤凰山抗清作战中牺牲，大西国在成都的覆灭，川铸大顺通宝乃罢。明末张献忠据守川地不长，铸行大顺通宝亦不过一年有余。且处于满清、明及大顺军夹击态势中。流通不畅，故今所见多为四川成都附近。加之，后来满清更视之为“伪钱”、“反钱”，命令禁止旧钱流通，大顺通宝更是在熔销之列。所以大顺钱总的存世量是不多的。
唐武德四年(621年)高祖下诏铸“开元通宝”钱。“开元”即开国之意，“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相比，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以后，“通宝”这个名称为历代所沿用，常在通宝(或元宝、重宝等)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铸乾封泉宝，这是以年号名钱的开始，但不到一年就被废止。后来，唐及五代十国时期，都出现过以年号命名的钱，但并不稳定。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时期，货币需求量猛增，钱币大大增加。此时“年号钱”也基本稳定。“年号钱”就是以皇帝的年号为名而铸的一种钱。如宋的“绍熙元宝”、“崇宁通宝”。以后朝代基本沿用。如明的“洪武通宝”、“万历通宝”；清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从以上铸币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铸币上“钱文”的内容，有一个从产地、面值或重量到年号的变化过程，而且，封建社会后期“年号钱”基本成为一种定式(金银币除外)。明白了这一点，“大顺通宝”中的“大顺”是张献忠“大西”的“年号”就不难理解了。一句话，“大顺通宝”乃是对历史上“年号钱”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历史上，我国农民起义军早就有铸造货币的历史。如东汉末巴蜀天师道五斗米之徒铸造的“太平百钱”；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铸造的“应运通宝”；元末韩林儿领导的起义军铸造的“龙凤通宝”。其中“应运”、“龙凤”都是年号。明末农民起义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于1643年占领西安，第二年初建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并铸造“永昌通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于1644年进入四川，攻克成都，在成都建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并铸造了“大顺通宝”。这里，大西的年号正巧与大顺的名称相同，所以才导致课本或《教师教学用书》编写者发生含混，使部分教师产生了误解。(上海市通州区教师进修学校张启凤)(安徽省太和教委教研室于思德)(安徽省太和税镇黄庙职中杨少哲)
族别在实质上讲是不同民族的种族区别。教是多种民族信奉的宗教。回族一般都信奉教，但却不尽是回族。在我国，汉族群众接受教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接受教的汉族成员却不会因宗教信仰而改变其族别。
其中,在“大顺通宝”图片：“大西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这样的安排和这样的文字解释,使部分教师产生误解。其一,认为这是张献忠“大西”使用过的,但却是李自成“大顺”铸造。其二,干脆认为课本注解错了,应改为“大顺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因为与课本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在第259页上明明写着：“结合讲解,可指导学生观看教材中的图画《湖北九宫山李自成陵墓》和《大顺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实际上,这里的“大顺”当然是年号,而非名称。
课本第182～183页：《清军入关和农民军的失败》一目下，有两幅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