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我国古代货币从初的布币、刀币等，到汉代五铢钱，再到唐武德四年始铸“开元通宝”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喜欢在钱面上铸造文字，即所谓的钱文。既然避讳现象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且与文字甚为相关，同时货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接触的物品，那么钱文与避讳现象发生“关系”自是必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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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年来市面上和考古发掘都陆续出现了“建国通宝”钱，如1956年锦州市博物馆在发掘的清代范子和墓葬中，1枚隶书“建国通宝”钱。罗伯昭先生也曾于1941年的中国泉币学会第36次会议上出示了一枚“建国通宝”钱。专家们认为此钱属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因其风格酷似徽宗时代的“政和通宝”、“宣和通宝”钱。
从广义上理解“避讳”，它不仅涉及到避“名讳”和禁忌的因素，还包括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例如避免单字重复等。了解了钱文中的避讳现象，对钱币收藏也有好处，它可以帮助你分辨出那些需“避”而未“避”的。
宋仁宗在位时期，一共颁行过9个年号，其中初的“天圣”、“明道”和“景祐”三个年号，所铸造的均为“元宝”钱，而不是“通宝”钱。究其原因，也与避讳有关。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贞集》有云：
培案《宋史》，（章献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诸钱，皆曰元宝者，亦避讳耳。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圣等三个年号钱之所以只有元宝，是为了避太后父亲的讳，所以不能用“通”字作宝文。章献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宝文则不再避讳，所以才有了“皇宋通宝”。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天圣年间因为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讳，并且举出了实例。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宝文的避讳。另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