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因为史料的匮乏而放弃对西夏古国的追寻，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着这个佚失王朝的踪迹，其中西夏货币以其精美的铸造，流畅的书体，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西夏历史的宝贵资料。
根据安西榆林窟的第三窟西夏壁画中的一幅《锻铁图》，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夏的金属冶炼工艺已相当先进，《锻铁图》绘制了工匠推拉双扇木风箱，持锤锻铁的图案。画面中出现的双扇木风箱，是当时为先进的鼓风设备，鼓风力量大，可大大提高炉火的温度，保证了金属冶炼的技术高精度。但是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这个王朝终也没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宿命，连同它的辉煌与梦想，统统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正史中很少有关于西夏的记载，《二十四史》中，《西夏史》成为遗憾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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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严禁铜币流入夏境，宋金钱币流通都划定有铜钱区和铁钱区。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规定了：“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x]的货币流通制度，也设置有铁钱区和铜钱去区，对此，牛达生先生依据内蒙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黄河一线数千斤，甚或万斤西夏时期流通的铁钱认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南院应该是北院，北院应该在西夏与金接壤的北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是西夏铁钱流通区。
早在清嘉庆十年（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窖藏钱币，从中发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张澍1804年在武威大云寺发现的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考古史上次有明确文献记载重大发现。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著名金石学家山东人初尚龄在其著作《吉金所见录》中，对这次武威西夏钱币重大发现进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这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vi]刘青元这次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钱币除“大安宝钱”一品外，还有“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两品。[vii]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绍兴二十八年，即西夏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
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大青山的大批铁钱中，有天盛背西铁钱，[i]其文曰：“天盛元宝”广穿铁钱，四字与常品迴异，而为一手所书，精神贯通，背记‘西’字，尝忆西夏有西兴监，铸铁钱，旅中乏书，容再详考。《内蒙古金融研究》1997年增刊上刊登了内蒙古杜先生曾从包头古玩市场上集到的一枚背星、一枚背月的“天盛元宝”铁钱。《收藏界》2006年第10期登载了贾志义从内蒙古包头市收购到的一枚面星,一枚背月的西夏汉文“天盛元宝”铁钱。
数百年来，西夏汉文史料的匮乏和同时代宋、辽、金史料的丰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朦胧而神秘。
铜质“天盛元宝”的版式以正样钱为主，也有小样、背星、小字、白铜、窄边、挑天、宽边等版型，但极为少见，尤其是铁母、广穿铁母、背西铁母、铁范铜钱更是罕见。1940年《泉布》第23期上，登载程伯逊所得“天盛元宝”背西铜品母钱。“天盛元宝”铁钱版式则有背西、背星、背月、面星、广穿等到多种，且多有存世品。如，1940年《泉布》创刊号刊登了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一文，记载了“天盛元宝”背西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