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截然相反的处境和心情，形象地反映出1949年中国历史大变化的转折，而此时距1946年6月国共内战的爆发还不到3年，为什么本是弱者的共能够迅速取胜，而本是强者的国民党却一败涂地，内中缘由自有许多，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未能把握时局，体恤民心，自私自利，贪腐盛行，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缘由之一，而1948年8月开始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失败也可以说是在内政方面压垮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后的稻草。
金圆券改革之初，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或许还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此时此刻，如果还要他们“体谅”执政者而不发出应有的怨言和愤怒，实在是难乎其难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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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国民改革币制，发行纸币即法币，以法币回收银元并禁用银元，按当时兑换，13万银元换成了200万法币再存入银行，孰料法币自抗战以来一路贬值，通币无限膨胀。至1948年国民再度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规定“以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比价回收法币”，此时存在宜宾银行中的当年用13万银元换回的两百多万法币连本带息只换回了不到一元“金圆券”。
吴景平说，当时的币制改革跟没有太大关系，他做的事情仅仅是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真正的主导者是。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法币是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在8年抗战中，发行数额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发行总数是14亿，到1945年已达5500多亿，而物价上涨比例更高，如重庆物价上涨达1795倍，上海86000多倍。因此，1945年抗战结束后，意识到法币不行了的便要求当时的行政院、财政部、银行拿出币制改革的方案来。但当时主掌行政院的宋子文及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币制改革须有基本前提，即社会和平、经济稳定、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彼时战争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没有这个底子来承担变革。
应付飞涨物价，拼命印金圆券纸币，从我收集的金圆券中，就可充分说明问题。1.我有五角、一元、一万等好几种金圆券，在市面上没有发行过。如五角一张纸币，棕灰色，原来国民请美国德纳罗印钞厂印刷的，等到运回中国，已不值钱了，所以就没发行。但有人通过内部搞到，我父亲也弄到一张给我。
如果今天从这些金圆券来办展览，很有教育意义，可惜很多被我在“文革”中烧毁了。因为我弟单位派性斗争，一派到我家来，还好，只抄我弟弟住的亭子间，我怕第二次再来，扩大范围，到我住房来抄。因为这些金圆券是解放前国民党印制的，又都有头像。我单位曾将抄家物资举办展览，其中也有金圆券，说牛鬼蛇神准备变天，等反攻大陆再使用。想想当时真可笑，可能吗？但在当时，这些歪理也整得你够呛!历史就是历史，无法逃避的。
对于金圆券政策的风险，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住局面，试图通过完全的高压统治来和市场较量。但现实的情况是完全失控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有不少影视作品将原因归结于“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准备查封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时，由于各方势力的干预，行动受到挫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