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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瓷器而言，佛祖形象最早见于三国东吴时期的越窑青瓷，主要采用模印贴塑技法制作而成，即先用模具翻制出佛像形象，再依据主题需要贴饰于瓷器上。佛像常常被施于谷仓罐、盘口壶、三足洗等类器物上。谷仓罐一般贴饰于罐体上腹部及肩部;盘口壶一般被贴饰在肩部，佛像端坐在双兽驮起的莲花座上，背有轮光，充满神秘色彩;三足洗一般被贴饰在器物外腹部，佛像结跏趺坐，神态庄重。
西晋时期，由于佛教的传播，瓷器上的佛像纹装饰更加普及流行。以浙江早期越窑青瓷为代表，佛像纹被广泛运用于壶、罐、洗、钵、谷仓罐等类器物上。佛像一般有背光，身着肩衣，衣纹可辨，作跏趺坐，下有莲花台。以谷仓罐为典型器物，器身上贴塑佛像人物。这一时期的制作，也是先模制而后再贴塑。此外，佛像纹还多被施于唾壶的肩部、酒樽的腹部及香薰中香笼的足部。
随着佛教本土化，这一时期的佛像纹还与道教题材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人骑兽等同施一器，时代特征鲜明，文化内涵丰富。湖南湘阴窑青瓷上也有佛像纹装饰，见有青釉酱彩贴塑佛像盆，腹部印带状小方格纹，其上施以酱色点彩并贴塑佛像。
北宋时期，佛像纹再度兴起，以定窑白瓷为代表，见有在炉口外贴塑佛像的装饰。以双耳炉为典型器物，口沿外堆塑十六尊佛像，惟妙惟肖。从圈足内外的墨书题记可知，这是由善心寺比丘尼等专门定制的，后施入塔基地宫。具有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
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长方形枕上有的绘制禅僧人物纹，以现藏于磁州窑博物馆的这件“僧稠降二虎”人物枕为代表——北齐高僧僧稠持杖分开两只斗虎的画面，惊魂动魄，生动传神，展现了高僧的功力，也体现出磁州窑高超的绘画水平。
明代万历五彩及天启青花瓷器上均见有达摩的形象。以达摩人物纹盘为典型代表，画面表现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盘沿绘双龙纹与双凤纹，盘内底以釉下青花及釉上红、绿、黄等色绘达摩像。达摩立于一支芦苇之上漂行在水面上，周围衬托着群山与彩云，气氛祥和，画工精湛，人物形象生动逼真。
明末崇祯时期，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上见有布袋和尚的形象，以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花布袋和尚尊为典型代表，尊外壁绘一乐呵呵的布袋和尚，周围环绕着一群淘气的小顽童，他们有的拉布袋和尚的念珠，有的爬趴在布袋和尚的肩上挠耳朵，有的将布袋和尚的衣服打成结试图拉动他，十分生动有趣。
清代瓷器上的佛教人物纹也是以禅僧形象较为多见，除了表现佛教内涵外，也融入了民间世俗成分的色彩，充满了吉祥寓意。乾隆时期景德镇窑青花瓷上见有和尚念经的形象，以经文盖钵为典型器物。盖面绘一身披袈裟的老和尚，只见他双手捧书，正在聚精会神地诵读佛经，形象生动，面容慈祥，给人以亲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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