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砚的造型则承袭了早期的箕形、抄手形、长方形、圆形等，元代晚期上海青浦重固镇高家台任氏家族墓的元圆形三足歙砚，以及明代上海宝山顾村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墓的明箕形端砚展现了当时的特色。
杨振文告诉记者，他的祖辈是中南一带有名的商，早期家境比较殷实，后来家道慢慢地衰落了，这个砚台被一代代地传下来，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因为他在湘潭市文联上班，平时经常用它来磨墨，写字、画画非常方便，用完之后，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擦拭干净。杨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一直有人想收购，他都没舍得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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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中国砚史的巅峰之作，清代砚材取用、造型、纹饰、雕琢工艺、题铭诸方面，多超越了前代，达到砚史的高峰。端、歙、松花、澄泥、红丝、洮河等名砚各擅其长；漆砂、砖瓦、紫砂、玉石也为砚用。砚的造型、仿动植物、几何形、随形等，在清砚中各占一席。纹样题材也更加广博。雕琢技法以阴、阳线刻与浅浮雕为主，参以局部的镂空雕，展现出生动、精致的风格。
砚侧有铭，一为乾隆37年（1772）进士、官至吏部尚书的铁保行书铭，一为清代大篆刻家翁大年的隶书铭，内容为记事述理；原配酸枝红木天盖上有阴刻吴昌硕行书五言古诗。通体书精铭立，刻工称绝，洵为砚中。
砚台的历史久矣，通常说法是在战国之后出现了较为规整的文书工具以后才出现了砚台，可以引证的考古事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七十一号秦墓发掘中，了包括笔、笔套、铜削、木鞘以及无字的木牍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文房工具，同时，还了一块高3.5厘米的研墨石和石砚，的时候砚面与研墨石的底上均有墨迹。
吴昌硕、铁保、翁大年铭端溪合同砚长方形，11.4×7.4×1.8厘米，色棕红，质温而腻，细润坚致。砚池与砚堂各为一区，比例合宜。通体围绕“合”“同”二字展开布局：砚池中阳刻一“合”字，砚底阳刻一“同”字，“合”字小而雅，“同”却是通底大字。一大一小，对比鲜明，且与天地盖阴刻的“合”“同”二字互啮，天地相契，阴阳合欢，形象地诠释了“合”与“同”的字意以及二字所蕴含的哲理，巧妙无比。
118方各式砚台，年代不一，形制多样，材质精良，品色俱佳，蔚然汇成名砚大观。其中许多砚台，或名人所用，或名人所铭，或名人所藏，内涵外延极为丰富，限于篇幅，略举数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