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平钱，径24毫米、厚1.2毫米、穿约6.2毫米见方，重3.9克。币材青铜淡红，质优；面“乾元重宝”四字直读，字作鱼钩乾如“乹”；背穿上“东”下“国”，计六字隶书。面文运笔粗细适中，遒劲流畅；端庄沉稳，规范优美；文廓较深，见棱见角；面光洁，地章平整；尤其是书体起笔的自然稳健，成笔的浑厚雅致，收笔的洒脱利落等都与唐乾元铸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体无砂眼、夹杂等瑕疵，铸工细腻，不论是四字面文还是形制构成都趋于严谨。因背文廓本就浅，加之磨损过甚，“东国”两字已于肉面而难辨，“国”字只能依形显现出右半边；细看二字无任何改刻、粘贴等伪作痕迹，系一体模铸。面结满入骨的薄层硬绿锈，背光滑锈迹较轻；经手抚摸把玩后的表面润绿，铜色熟旧，包浆晶莹自然；看色相应出于时间较长的熟坑。值得注意的是若将钱正、背文仔细对比可发现“东国”笔划夷粗，字型偏大臃肿，少了隶书应有的劲健俊逸之意态。“东”字上部为了不与轮缘内侧顶铸，将字头上部的缘内沿扩去些许；方廓上下边与字体连铸在一起，字构架空间多已被壅塞；对比疏朗有致、落落劲秀的面文似存在书风欠通，不是同一字法铸就的差异；且字形反差之大，实有悖常理。
天宝十六年（公元757年）唐将郭子仪率领收复长安，唐肃宗李亨回京后，第二年改元“乾元”。为了筹措军费，填补财政亏空，肃宗根据御史中丞兼铸钱史第五琦的建议“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发行了“乾元重宝”当十钱。该钱钱径2.6--3厘米，重约6—10克，每缗（一缗一千枚，也称吊）重十斤，钱文为隶书，直读，“乾”字的“乞”字成钓鱼钩状。版别分狭缘，阔缘，光背，背星，月，祥云，瑞雀，背十，背洪等，按照一当十的比价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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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重宝”钱，实则钱轻价重，成为替朝廷服务的“工具”，富豪赢利的“化身”，百姓负重的“债鬼”。尽管“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通行的以榨取人丁内役为主的赋税形态，明确了税收等级与范围，扩大了收入面，算是一个进步。但各式乾元钱从中扮演的“重宝”角色，却使唐中后期币制混乱，私铸成风，屡禁不止。这一弊端又影响到后世，特别是清代“咸丰重宝”大钱，在清的“伪装”下，其币制走向了更乱的极端。
瑞雀即云雀，在高空中振翅飞行时常鸣唱动听的歌曲，高昂而活泼悦耳。瑞雀和祥云是唐朝文物上盛行的图案，象征流云在天上遨游、鸟在空中翱翔之义，但在钱币上使用这种图案却是凤毛麟角。乾元重宝钱上载云朵图案者较多，瑞雀则十分罕见。云雀的出现，意味着有重大喜事的来临，而这枚瑞雀乾元重宝纪念币的背后故事却让人惨不忍睹。
隋代以前货币多以重量为名称，自唐始改称“通宝”、“元宝”、“重宝”，取其通行宝货(宝钱)的意思，统一了货币称谓。除武德四年(621年)开铸“开元通宝”外，以后各代所铸钱币大都冠以当时的年号，钱的形制、大小、重量等也是各代相延，差别不大，币制标准化程度经不断改进、整合，已达臻于完美的地步。唐代“宝钱”制的创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经济发展规律，完善了货币体系，给市场经济带来极大便利，国家获利强盛，人民受益富足。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自高祖李渊到德宗李适(780年)近一百六十年间，所铸钱币整齐划一，品种繁多，数量相当可观，在开元、乾元、天宝三个时间段全国钱炉近百处，年产量达三十多万缗。这时的大唐政治稳定、社会宽松、经济繁荣，与邻近地域及海外贸易十分活跃，作为一般货币种类的唐乾元等铸币经物贸与人员交往后不断流向现朝鲜半岛、日本等东南亚各地，对这些地区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先导作用。
乾元重宝是中国唐朝由铸造发行的铜质铸币。有“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两种。因官价规定，面值大于开元通宝，并且有很高的兑换率，又因乾元年间发行，所以称为“乾元重宝”，民间俗称“乾元大钱”。
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乾元重宝为圆形，内有方孔，铸有凸文“乾元重宝”四字，隶书直读。初铸轮廓深峻，后期较为轻小。宝应元年后所铸乾元小钱，背有星、月、祥云、瑞纹。乾元重宝初以1当开元通宝10，两种钱币同时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