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虽以行钞为主，但也铸钱，史书多有失载。在早期蒙古国时期的“大朝通宝”，有铜银两种。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在中统年间（南宋景定元年至四年，公元年）铸行了“中统元宝”，钱文为汉文篆书、楷书两体，是钱。但此钱不符合对钱的要求，因为篆书为旋读，楷书为顺（直）读。篆楷皆背无文，但楷书有背四星的，极罕见。
但南宋纪年钱的出现，为今人研究南宋钱币提供了很大便利。因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区分出不同年份铸行的钱币，从而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现在我们要准确辨别五铢钱的铸造年代就很困难，因为五铢钱不仅西汉铸造，西汉以后数百年间仍大量铸造使用五铢钱。而纪年钱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由于能准确识别它的铸造年份（包括公元纪年），这就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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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通常认为南宋纪年钱只铸到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但1985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的1万多斤窖藏古钱币中,发现了一枚背纪年“九”的“咸淳元宝”折三钱,从而为纪年钱增添了一个新品种。根据现今存世的实物可知,南宋纪年钱自淳熙七年至咸淳九年止,共有89个品种,分别是：“淳熙元宝”10种（背文七到十六）、“绍熙元宝”5种（元到五）、“庆元通宝”6种（元到六）、“嘉泰通宝”4种（元到四）、“开禧通宝”3种（元到三）、“嘉定通宝”14种（元到十四）、“大宋元宝”3种（元到三）、“绍定通宝”6种（元到六）、“至治元宝”1种（元）、“嘉熙通宝”4种（元到四）、“淳元宝”12种（元到十二）、“皇宋元宝”6种（元到六）、“开庆通宝”1种（元）、“景定元宝”5种（元到五）、“咸淳元宝”9种（元到九）。
至大以后，各朝年号也都有铸钱，元仁宗铸有“皇庆元宝”汉文楷书钱，还有“延祐元宝”、“延祐通宝”、“延祐贞宝”；元英宗铸有“至治元宝”、“至治通宝”等钱，又有一大钱面文由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组成，分别为八思巴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四个字由三种文字组成的“至治通宝”极少见。元泰帝铸有“泰定元宝”、“泰定通宝”以及“泰定元年”等钱；致和元年铸有“致和元宝”。元文宗铸“天历元宝”、“至顺元宝”、“至顺通宝”，又铸有至顺壬申钱，背有“太已”“护圣”等字。元顺帝则铸有“元统元宝”小钱、“至元通宝”、“至元元宝”。至元七年铸有至元七年钱。以上背文中“太已”、“护圣”和钱文年号为年数的是供养钱。
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元朝长期实行以银为本、行用纸币、废钱禁银的货币政策，确立了“银钞相权”的货币流通格局。元朝的“银钞相权”，在宋金“钱楮并用”到明清“银钱兼行”的货币流通格局演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意义。其中，元朝在平宋战争结束后，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宣布江淮等处行钞废钱，无疑是元朝货币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如此，元朝在南宋旧地行中统钞法，实质上是用单一纸币强制替代南宋银、钱、楮。这还为我们研究货币替代与货币贬值、与货币比价的地区差异、与区域市场体系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1206年建国，1271年改国号“元”，1279年灭南宋，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元帝国。元纸币为主要货币，铜钱种类多数量少。
至治元宝,元朝英宗皇帝，至治年间（1321－1323）铸造。另有“至治通宝”钱，均比较罕见。
泰定、至顺、元统等年间，至今发现的这类年号小钱基本上都是一些供养钱。供养钱即寺观神佛之钱，初并不用作通货，其铸量自然不多，因近代有人高价收购，所以成了的目标。凡真的供养钱大多铜色金黄，文字浅平，笔划圆浑。
至治元宝相关至治更化，是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亲政改元「至治」后实施的改革。至治更化使理学成为哲学，并革除了史弥远时期的很多弊端，但其它改革措施或失败或流于表面，未能成功。权相史弥远共擅权二十五年，南宋日渐衰落。理宗一亲政就任用洪咨夔等人做监察御史，弹劾了史弥远一党的“三凶”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而被史弥远排斥的真德秀、魏了翁则被召入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