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甘肃历史货币》一书记载：“终清一代，甘肃曾于康熙、雍正、咸丰、同治四朝分别在陇西、兰州设宝巩局鼓铸钱币……”。关于雍正朝铸币情况，该书第73页记载：“雍正四年（1726）甘肃巡抚石文焯奏请开炉铸钱，并于五年四月在兰州设宝巩局，动用库银二万两，收购废铜杂钱，开炉12座铸‘雍正通宝’钱，后以‘收小钱改铸大钱，优民已甚’为由，于雍正七年三月奉文停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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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巩当五
清朝统一西北疆域后，沿袭明代旧制，积极进行巩固的各项措施。清于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在甘肃始设上海右布政使司，司驻巩昌府(今陇西县)，康熙七年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将治所迁至兰州(今兰州市)。康熙六年奏准设铸钱局称宝巩局，九年铸钱局大部移至兰州，并保留巩昌府铸钱局。
雍正初年，铸钱所需的币材缺乏，因此铸钱额发数较康熙末年大大降低，于是制钱在各省不敷使用。雍正年间私铸猖獗，清虽制定惩治私铸条例，但其效果甚微。私铸小钱质次量轻，在每千个制钱中掺有30至40枚，亦可顺利流通。
在大平军连捷，各地反清起义风起云涌下，清军疲于奔命，清廷惊慌失措。这时，清朝的军费开支大增，而税额收入大减，再加上战争的影响，导致财政拮据，为了筹款继续太平军，缓解财政危机，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廷被迫鼓铸大钱。《大钱图录》说：“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军务日滋，清饷不能继，寿阳相国权户部议，请铸当十大钱，兼增铁冶以供度支。旋推及当五十，当百钱。巡防王大臣续请铸当五百，当千两种。”说明咸丰大钱是在迫不行已的情况下铸行的。
”由于有该文的报道，并有拓图存在，此钱是否是其中的一枚？我以为有相似之处，但又不是套子钱。从形制、重量、铜质看，与套子钱相吻合，但从文字及穿廓看，与雍正宝巩相类，应是雍正时期的铸币。再者，套子钱以背面大满文记局，而这枚以四汉字记局记地，故可排除后铸的可能性。二是“花钱”说。有几位泉友看过此钱后，多认为是一枚“花钱”。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国侵略者虎视眈眈,清廷惊慌失措,清军疲于奔命。清军费开支大增,而战争又导致了税额收入大减,财政异常拮据。为应付内忧外患、缓解财政危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廷被迫发行、鼓铸大钱。咸丰大钱版别复杂,面值繁多,有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多种。当时新疆的宝迪铸钱局还独辟蹊径铸造了一种“咸丰重宝”当八钱。当八面值在此前铸行的历代钱币上均未出现,在此后铸造的钱币上也难得一见,可谓空前绝后的创举。
自咸丰三年起,宝泉、源、直、蓟、济、德、陕、巩、福、苏、浙、河、武、宝昌、云、川、桂、黔、（宝安）迪、伊、阿克苏、喀什、叶儿羌、库车等钱局均先后铸造咸丰当十大钱,并投入市场与钱同时流通。除了宝安钱局仅见部颁样钱外,其它各个钱局均有大量不同版别,不同形式,甚至不同材质,不同大小的当十计值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