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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3月经曾国藩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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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银币制作量比古钱和民国纸币少得多，加上清末、民国战乱连连等因素，一些较珍贵的银元品种存世量已稀少。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清末铜价剧涨，民间毁钱为铜，以获数倍之利，市面出现钱荒。广东因停铸制钱，市面制钱日乏，小额流通十分不便。为救钱荒，同时受香港铜元及外币影响，光绪26年6月，两广总督德寿与前总督李鸿章奏准广东仿香港铜仙铸造机制铜元。故清代机制铜元的铸造由广东伊始。继而福建、江苏、四川等省相继仿铸铜元。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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