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鸿钧班子制订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添和改善,建议模拟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措施,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钱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添到40%或50%。但对此并不知足,以为不能网络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蓄应付现实的难题时势。
法币发行之初，数量不多。然而，抗战爆发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而财政支出剧增，尤其是军费支出占到了财政支出的六七十。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国民除了增加税收、发行公债之外，便主要依靠银行发行货币。因此，抗战时期法币发行量节节攀升，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尤其是抗战后期国统区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1937年6月的14亿元，增加了394倍多。这一增幅已经不小，但与抗战胜利后的法币发行量相比，则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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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文革期间大量的民国钞币被视为‘四旧’而遭到查抄和焚毁，民国纸币一直被大家所忽略。近年来，随着前三套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民国钞也在不断升温。”广天藏品营企中心经理余伟雄向记者介绍，2010年11月，民国钞中的大名誉品银行壹圆“红牌坊”，在金懋拍卖出53760元，到2011年5月，在轩诚更拍出112700元高价，成为民国纸币单枚拍卖高价。余伟雄说：“著名拍卖公司嘉德，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拍出了两组民国纸币，虽然这两次拍卖的民国纸币总数不超过50枚，但价格合计达到了112.88万元。由此可见，民国纸币逐渐受到市场重视，升值潜力大。”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5]。
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任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限的局面，如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1948年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开支几乎全靠印刷，大额不断问世，法币面值高已达520万元，发行多时以每天10万亿的数目增长。法币膨胀带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反过来又加速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以致印制的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价格了。法币被视为废纸，已丧失了作为流通手段和手段的职能。面对法币崩溃的局面，国民党开始策划从币制改革中寻找出路。
1934年前后，由于白银大量外流，中国遭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史称“白银风潮”。为了应对危机，国民于1935年11月3日宣布进行币制改革，规定以、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一切款项收付、税收必须使用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并将白银收归国有。法币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功，结束了中国货币长期以来极为混乱落后的状态，实现了币制的统一和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