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元”、“中”单字古钱币曾给泉界留有许多神秘的色彩，至今仍有谈不完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王永生先生研究并撰文《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对西域的坚守》后，其铸造者、铸地、使用性质、流通范围等困扰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上千年的难解之谜才被。王永生老师经过考证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都是唐代安西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为坚守西域与大历、建中年间即公元766年至783年间在安西(今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附近地区，主要是供驻军使用的。
大历元宝是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公元年）西北地区地方铸币，中原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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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数量的增多，发现了许多新的品种及其新的版式版别钱币，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所以，关于其研究讨论文章也随之多了起来。许多泉友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观点，有些研究成果令人鼓舞，有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到建中二年(781年)安西守军经“回鹘道”和唐取得联系后才知道大历十四年后德宗继位，已改元“建中”，遂又铸造了“建中通宝”(通古斯巴什古城的“李明借粮残契”纪年为大历十五年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时间较短，建中通宝铸造数量比大历元宝要少，同时因形势所迫，建中通宝铸造的比大历元宝更为粗劣。这和发现情况完全相符，是一证明。
近年来，由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数量的增多，发现了许多新的品种及其新的版式版别钱币，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所以，关于其研究讨论文章也随之多了起来。许多泉友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观点，有些研究成果令人鼓舞，有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不过，由于许多观点只是作者的推测，尚缺乏可靠有力的证据，故这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以往文献及泉谱虽然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分别分为大样和小样两种大版式，但是对具体尺寸没有明确界定，加之与同时期开元通宝或其他各朝钱币及红钱相比，其中大样并不“大”，所以对于一些边缘性“大”或“小”并不容易区分。即使“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二者相比较也有区别，“大历元宝”普遍较“建中通宝”稍大。近几年来，有的泉友根据自己手中实物将“大历元宝”按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次大型、中型、小型”五类；将建中通宝按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类。还有，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库车是大历、建中、元字、中字钱币的铸地。但根据对近年情况资料的分析和对实物的研究，许多钱币爱好者和学者认为：大历、建中、元字、中字钱币铸地不止库车一处，新疆焉耆县可能是另一铸地(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因此，不同铸地所铸同类钱币就更加增加了钱币规格、大小、重量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其差异性的存在也就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