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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上海耀州窑、浙江越窑。
它们的年代，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的为代表；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的为晚。窑址发掘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晚，均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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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我国早的白瓷窑址——邢窑考古近日有新发现，河北省内丘县发现邢窑窑群遗址，并首次“官”字款瓷器。这一瓷器的填补了我国白瓷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器，考古发掘器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上海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有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上海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研究，取得了令人属目的成果。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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