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之明朝相继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
《明史》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万历通宝是许多古玩、货币收藏者非常珍爱的单品，而国内进行专业收藏万历通宝的朋友，也只是握有一定的数量。许多有经济实力的买家或者古玩企业，对其进行购买和收购，在万历通宝的市场流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果，而在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遗物，万历通宝也因为年代的久远，在留存的数量方面，变得非常有限，屈指可数。物以稀为贵，万历通宝也是因此而具有不菲的收藏价值，并且这种价值会随年代的久远而变得更加明显。不管是来自于民间收藏还是国家馆藏，这种交易活动的“象征物品”，文物收藏品的价值无法估计。货币所反映出来的是不同朝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面貌和政治制度，像这枚万历通宝背面北关夜市图的印刻，就对今天研究古代政治和经济的历史，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依据。一枚特大的货币，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明朝万历年间人们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千千万万的文物，都是不同社会形态的笔录，可以帮助我们凭借这些历史证据，更能解开那些离我们远去的时代的历史难题。万历通宝还原了万历年间的统治者的政治决策、百姓民众的历史风貌，更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心，探究历史，还原当时的社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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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古币，恐怕许多人都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社会用于市场交易而铸造的铜钱。在收藏品市场上，铜钱不仅充当着不同朝代商品流通的媒介工具，而且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不同社会的历史形态，这种价值是其它收藏品难以比拟的，也具有明显的朝代更迭印记。明朝万历年间，在仿制嘉靖钱制的基础上，铸造了许多万历通宝。这些万历通宝不仅在价值上有着贵贱不一的度量模式，而且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不同百姓的生活风貌。在今天看来，这些万历通宝的货币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收藏价值却依然居高不下。
这枚背文为“矿银四钱”的万历通宝方孔银币，有银白色光泽，字间和地张有黑色自然包浆；其直径3.2厘米，厚约0.2厘米，重14.3克。
为证明此钱为银币而不是白铜币，笔者还作了两个方面的比较：一是将四钱银币折算成克。在明代，一两白银为36克，四钱应为14.4克，而该银币为14.3克，与14.4克基本吻合，所少的O.1克应为合理磨损；二是将相同大小铜币的重量与其进行比较。结果是：相同大小铜币的重量为10.1克，比该银币少4.2克。经过比较，可以肯定，背文“矿银四钱”的万历通宝，是银币无疑，绝不会是白铜币。
万历初年朝廷铸钱并不多，约两万锭，万历十三年（1585年）增为十五万锭，万历二十年（1592年）为
九万锭。当时全国铸炉60余座，潞安府是其中较大的两座，平均一年为朝廷铸币近万锭，两座铸钱局需招铸币匠人约三四千名，由此给地方带来丰厚经济利润的同时，也出现了货币私铸取利的现象。万历四十年（1612年）潞安知府在其编纂的《潞安府志》中这样写道：“万历初，遵例鼓铸制钱，一时铜价腾跃数倍，而监造官与匠役减去铜料，杂以铅锡，愚民见利争趋，日有私铸，虽论死不止。而制钱堆积不能行。”
万历（1573—1620）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长的年号。万历前期，张居正主导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也接连获胜，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史称“万历中兴”。但在后期，由于张居正的去世，万历帝开始逐渐怠政，并创下30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
小者常见，大者极罕。是钱之用途及抵值情况无史载。《明神宗实录》载：“万历24年正月己丑。上海道御史马经纶奏：皇上好货有癖御下少恩，时腋之间丛怒蓄变。着马经纶革职为民。”又云：“六月乙丑。户部题：差官开矿，意谓千闻不如一见。上言：方今国家多艰，官民两竭，照嘉靖年间例，差户部，锦衣卫官各一员，钾同原奏官赴彼开采，陆续解进，只督百姓自行采取，不得支费公带骚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