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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对西伯利亚最初的了解，是在其尝试与当时东方最富足的国家——中国进行接触，寻找从莫斯科到中国的便捷通道的过程中获得的。1472年阿发纳西·尼基京在他的《三海旅行记》中如此形容中国：“那里盛产瓷器，所有的东西都便宜”，这无疑强烈地刺激了远在欧洲的俄国人，但是从海上前往中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特别艰险，因此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除了一些民间商人的私自行动之外，从17世纪初开始，俄国沙皇连续下令组建和派遣使团前往中国。虽然这些使团大多因没能抵达中国或无法觐见中国皇帝而未达到出使目的，但开拓了数条经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道路，并生成了正式的出使报告。在这些商人和使团的旅行日记、出使报告中，就有一些关于西伯利亚古物、古迹的零星片语。可惜这些信息不仅语焉不详，并且早已随着时间的远去而湮没在历史当中，变得无法触及了。相比于这些文字记载，某些人对西伯利亚古迹和古物的另一种“探索”，却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史迹”，但遗憾的是，这些古迹和古物中的大部分正因他们的“探索”而永远地消失了。
从17世纪开始，一些到西伯利亚西部拓荒的俄罗斯农民，为了获取贵金属，开始大肆盗掘草原上的冢墓。由于未遭到禁止，甚至得到了地方军政长官的默许，这种能使人快速发家致富的行当很快就变得普及，并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发展到了顶峰，当时的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职业的挖墓人。“他们往往换乘雪橇在草原上行进二三十天;在附近的农庄纠集二三百名或更多的人手，分成若干的小队，有目的地四处寻觅;他们挖开封土，有时得不偿失，仅获得一些铜器和铁器，但有时也能获得多达六、七俄磅重的黄金和白银……”，1721年受沙皇彼得一世之命考察西伯利亚的德国人Д.Г.梅塞施密特()如此写道。这些珍贵的文物遭到重熔的命运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少量文物也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手中。1664年，作为外交官的荷兰科学家Н.К.维森()出使莫斯科，开始搜集有关西伯利亚历史、地理的材料，其中不乏由挖墓人之手流入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古物。特别是1714年和1717年，维森总共获得了将近40件带有野兽纹的黄金饰品，这些艺术品连同伊尔比特岩画(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线图，于1785年出现在了其名著《北方和东方的鞑靼》一书的第三版中。
受到维森的直接影响，彼得一世也对西伯利亚的古迹和古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有好焉，下必趋焉：1715年，俄罗斯矿厂主A.H.杰米多夫为祝贺彼得王子的出生，向叶卡捷琳娜皇后赠送了大礼——“西伯利亚古墓中的金器”;1716～1717年西伯利亚总督М.П.加加林两次向彼得一世贡献黄金古物，共计120多件。这些文物即为彼得一世收藏的“西伯利亚宝藏”的基础，作为另一种“史迹”，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出于对西伯利亚古物的重视，彼得一世于1718年颁布法令，规定各地发现的一切古物及稀见物品均归国有，并应登记造册，绘制线图，对盗掘出黄金制品者处以死刑。这是俄罗斯关于文物保护的第一部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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