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砚，发于宋，兴于明清。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社会地位在朝野内外有了很大提升。他们不仅在庙堂之上参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决策，更在民间将其高雅志趣融入文化、艺术之中，这尤其表现在绘画方面，从而确立了“文人画”体系。作为这些文人的案上之砚，自然也独具文人之品格，追求之境界，使其具有“得之象外”的人文精神。达官显贵及文豪、书画家等，纷纷藏砚和著书立说，苏轼、米芾是这个时期砚台收藏家的代表。元明两代，民间以砚台收藏著称的大家如项子京、董其昌等不可胜数。有清一代，藏砚之风普天皆兴。纪昀、刘墉等显赫要人，也热衷于集藏名砚，纪晓岚还编撰了《阅微草堂砚谱》。到了民国时期，民间收藏大家也比比皆是，如沈石友将自藏之砚整理编撰出《沈氏砚林》等等。文人的参与，终使砚台集观赏、研究、收藏于一身，成为精品砚的代名词，市场中的翘楚。
中国古砚品种繁多，四大名砚是收藏重点，端砚更是诸砚之首。一般人都把“四大名砚”作为收藏的重点对象。这四大名砚分别是：唐代时产于广东端溪的端砚，晚唐时产自江西婺源的歙砚，东晋时产自山西绛县或江苏宝山的澄泥砚，宋代时出产于甘肃临洮的洮河砚。此外，来自松花江的玉石砚、山东淄博的红丝砚等也是收藏投资者追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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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门类的艺术品。除了文人喜爱之外，与皇家、官家的宠爱不无关系。砚台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而是直接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务的重要工具。南唐后主李煜就痴迷砚台，“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宋李之彦《砚谱》)李煜在位期间，中国历史上次设置了“砚务官”，“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到了宋代，更是“文人皇帝”辈出，宋仁宗、宋徽宗等留下了许多与砚有关的故事，宋高宗还亲自参与对砚台石品的讨论(《翰墨志》)。文治武功的乾隆皇帝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亲自主持编撰了《西清砚谱》。松花砚也因康熙、雍正、乾隆的欣赏，被康熙封为御砚，一直宫廷使用，从而名扬四海。帝王们对砚台的青睐，往往为追求完美而不计工本，无论材质还是工艺都可以举全国之力，因此，今天的市场上，宫廷砚往往与天价相连。
据中国古玩网介绍，“几年前才20元一块的制砚石，现在能卖到2000元。过去千元级别的货色，如今身价已高达7万余元。在老坑歙砚的原材料产地，由于制砚的坑口已被保护起来限制开采，当地农民几乎都在自家后院里囤积了大批原石。”这样的情景大有囤积居奇，抬高市价的架势。
今天，虽然明清砚台为艺术市场主流，但并不表示宋以及宋以前的砚台没有投资价值。2005年，中拍国际推出的“唐代王丘六足莲花奉双凤池歙砚”以126.7万人民币成交；2010年，上海瀚海春拍的“宋制洮河砚”也以58.2万人民币成交；2012年，一方“元至明元至桂馥铭大龙尾砚”更是以155.25万人民币的高价卖出。由此可见，它们也具有收藏潜力，只是相较精美的明清砚台，我们欣赏、收藏的角度有所变化罢了。
由此可见，老坑石料资源越来越少，越到以后，坑料奇缺的现象会越来越显著，那么即便是一方几千块老坑的新砚，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增值的空间也是巨大的。
2008年，上海保利春拍推出“清康熙掐丝珐琅御制暖盒松花石雕凤纹砚”，以168万人民币成交。2010年5月，中国嘉德2010春拍“翦淞阁———文房清供”专场上，“清康熙御制松花石龙马砚”以425.6万元高价成交。一个月后，上海保利5周年春拍古董珍玩专场上，清乾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打破砚台拍卖世界纪录。清乾隆御制澄泥伏虎砚整器作卧虎之形，雕饰十分精美，应为乾隆书房中蒙皇帝手泽的珍品。2011年，上海保利春拍上，一方清乾隆年间制“澄泥仿汉御题诗砚”也以506万人民币高价拍出。2012年，中国嘉德春拍“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清康熙御制松花石凤池砚”的成交价也达到了230万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