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至元年间(1335—1340)铸造的一枚“至元通宝”钱(见图),因币上有四种钱文而被称为“四体文钱”,这在历朝历代的古钱币中面文和背文多达四体的,仅此一例,所以是我国古代铸钱中的一枚极罕见品。关于这种钱的用途,历来钱币学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镇库钱,也有人认为是供养钱,还有认为是纪念币。
此钱虽然在规格样式上效仿宋代钱币,但是游牧民族的风格特色仍然显露无遗,与外观精致典雅、铜质细腻光滑、钱文清丽娟秀且温润婉媚的宋钱形成鲜明对照,凸显了蒙古民族粗犷豪放的精神气质和讲求自然实用的审美趋向。中国古代的方孔铜钱,面和背的钱文绝大多数为单一的汉文,也有极少量的是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和满文,在元代和清代,有较多的方孔铜钱面文为汉文,背文为汉文和蒙文或汉文和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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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文,是元代八思巴所创制的拼音文字,共有四十一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字母),字数只有一千多个,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推广受阻,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但民间还是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终还是主要应用于文件。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成为一种“死文字”。但我们今天仍能在各种八思巴文钱币及其他元代文物上见到它。元代主要流通纸币,铸钱比其他朝代都少,且多以汉文钱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铸过有限的几种钱币。“至元通宝”上铸用八思巴文,是其一种。此币穿上穿下的文字为“八思巴文”,很难识别。
有元一代,因强制发行纸币“宝钞”,对金属货币的铸造严格限制,所以铜钱数量之少可谓空前绝后。元代铜钱分为“官铸钱”和“供养钱”两种。“供养钱”是佛教信徒向寺庙布施时专门用于供奉神灵的私人铸币。“官铸钱”是由元朝监督铸造的铜钱,种类较多,其中就包括“至元通宝”。虽然蒙古统治者多次颁布禁止使用金属货币的法令,但在民间,“至元通宝”等铜钱仍有少量流通,为当时的商业贸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的这枚“至元通宝”是元代建立货币制度后的代表作品,虽然其铸造工艺和文化价值无法与宋钱媲美,但却客观生动地反映了元代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同时,它见证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元帝国的形成与发展,见证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融合,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至元通宝四体文钱是元顺帝至元年间(公元1335年至1340年)铸造的。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5年至1294年也曾铸造过至元通宝钱,但只有汉、蒙两体至折三共六品。而元顺帝所铸造的至元通宝版式繁杂,变化无常,除光背外,有背“玉”、背星月、背异文及供养钱等。其四体文钱便是这一时期的杰作。该钱直径45毫米、厚2.5毫米,重24克,历经600多年仍保存完好,可见老旧包浆,遍体红锈夹有绿锈,是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
此钱直径4.48厘米,重19.4克,极有可能是顺帝逐走伯颜推行新政时所铸。其面文为汉字,楷书直读;背有4个异文,奇崛古朴,疏密自然,笔法宛转,妙出逸趣,甚为独特。
泉家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背穿上下为八思巴文“至治”两字,是元世祖时国师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造的一种文字;穿右是察合台文“通”字,也称突厥文;穿左为西夏文“宝”字,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造的文字。但也有专家认为其“穿上为蒙文,穿下为女真文,穿右为回文,穿左为西夏文,按上下右左顺序,也应该是‘至元通宝’四字”。更有学者专家经过长期研究考证,认为该钱其少数民族文字的一面应为正面,汉文楷书一面应为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