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病证，是六经所属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反映于临床的各种证候。因此，综合病之部位、性质、病机、病势等方面加以分析、归纳，判别为某经病证，是《伤寒论》的主要内容，也是辨证论治的重要依据。
八纲辨证是对一切疾病的病位和性质的总概括，八纲即阴阳、表里、虚实、寒热。阴阳是辨证之总纲，表里是分析病位的纲领，寒热是辨别疾病性质的纲领，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纲领。八纲辨证贯穿于六经病证治法之中，形成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复杂系统。
东汉张仲景著述的《金匮要略》是古代汉医经典著作之一，中国现存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中医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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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伤寒论》全书分为十卷，共397条，计112方。《伤寒论》是我国部理、法、方、完备的医学典籍。张仲景在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和劳动人民同疾病斗争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及其演变，加以总结，提出了六经分病，八纲辨证的学说思想，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在六经、八纲辨证的基础上，仲景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八法，对疾病进行。《伤寒论》不仅为诊疗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方法，同时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和的一般性规律，对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应用体系的建设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蠢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辩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它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急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核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臣奇尝读《魏志·华佗传》云：“出书一卷曰：此书可以活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大哉炎农圣法，属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希望张仲景能够在朝廷谋得一官半职。古时的人以不忠不孝为大耻辱，尽管张仲景很不情愿，但也不愿违背父命，落下一个不孝之子的名声。因此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举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张仲景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
《金匮要略》
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