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另有文献记载，唐朝文嵩以砚拟人，作《即墨侯石虚中传》，称砚姓石，名虚中，字居默，封“即墨侯”。从此人们便称砚为即墨侯。该称谓一直延续到宋朝，如王迈的除夜洗砚诗云：“多谢吾家即墨侯，朝濡暮染富春秋。”
虽然“四大名砚”广为人知，即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但实际上，古代不同时期有不同名品，如唐宋之红丝石砚，清之松花石砚，都被列为首品。宋代李之彦的《砚谱》就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谱中载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砚为，斧柯山端石为第二，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乾隆的《钦定西清砚谱》则把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亦认为，松花石砚“品当列洮河、龙尾、红丝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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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0年春、秋二拍，其形势更是居高不下，春拍79方砚，成交，其中两方名砚超过百万元；秋拍83方砚，82方成交，成交率达98.8%，有4方名砚跨过百万元。
更令人拍案的是，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2010春拍，清乾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打破了砚台拍卖的世界高纪录。
2007年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春拍历代名砚专场，首场就跨越了“万事开头难”的阶段，拍卖117方砚，成交115方，成交率高达98.3%，总成交价1832万元，比预计高估价820万元高出一倍多，其中单方砚价达16万元。
此后，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砚台材料变得丰富多彩。从实用的角度分，一般只有瓦砚和石砚两大类。瓦砚按照制作的不同，分澄泥砚和砖瓦砚两种；石砚按照产地，又分为端砚、歙砚、乌金砚、灵岩石砚、开化石砚等十多个品种。可以说，砚台浓缩了中国各个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意识的各种信息，因此也就具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
直到宋朝文人苏轼为产于婺源龙尾山的“罗文砚”(歙砚的一个品种)写了一篇传记《万石君罗文传》,称“中书舍人罗文,久典书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门三百户封文号‘万石君’,世世勿絶。”以后,“万石君”的名字撒播开来。
在章慧智看来,某些水平上,这些称谓也体现了谁人时期文人雅士的“浪漫主义”。随着砚台珍藏价值的体现,名砚在拍卖市场中的职位也在逐步上升。
而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的历史悠久，有关它的称谓或别称，可谓多矣。
唐朝韩愈作《毛颖传》，称砚为“陶泓”，指的是砖瓦砚。唐宋时，尽管著名的端石、歙石、红丝石以及洮石等相继出现，用这些石料做成的砚开始流行，但砚石开采、制作仍受种种条件限制。瓷陶砚便于生产，所以瓷陶砚在当时仍多于石砚。在称呼的习惯上，也总是把砚和陶瓦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