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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钱自唐武德四年(621年)进入宝文钱时代，特点是面文四字，两字为年号或国号，两字称通宝、万宝、重宝等。“庆历直十”钱铸于北宋中期，且有宋以来铸钱无不采用宝文钱制，而直接用纪值作钱文，未获通过当在情理之中。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庆历时期处于大钱的草创期，常见的通宝、万宝均为钱，之前并未大规模开铸过当十钱。若仅以其钱径较大，百姓亦难晓其折值，故标明“直十”以示区别，同时也便于推广，符合战时的需要。但终朝廷改称“重宝”，以别于钱。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庆历直十”钱是宋、夏战争期间，在上海军兴，财用不足的背景下，于庆历万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间由范雍提议，在上海商州或虢州试铸的当十大钱，后因直径过大及钱文问题而未获批准，是品也就成了硕果仅存的古泉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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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庆历直十”的铸期，有两点可以肯定：1.当在庆历年间或庆历改元前后；2.当在“庆历重宝”钱文尚未颁布之前。据此两点，可能是在庆历元年九月后，此时距改元尚有近两个月时间(是年十一月丙寅改元，之前仍用康定年号)，但也不排除铸庆历年号钱的可能。另外，“庆历重宝”钱文何时颁布？虽史无明载，但《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述：庆历元年十二月，“癸未，诏三司铸‘庆历元宝’钱”。此处“元宝”当系“重宝”之误。那么庆历直十的铸期就可基本确定，即庆历元年九月至十二月间。
在明亮的灯光下，橱窗里整齐排列的一枚枚古钱币非常清晰，有着黄绿铜锈的刀币、看不清字和图案的圆形方孔钱、缺口无数的纸币……这些历经岁月沧桑、在无数人手中流转过的钱币，能把人的思绪拉回到千百年前，仿佛看到了古人在集市里持币交易的场景。
庆历大铁钱的铸地在河东，但这枚钱的铸地是否在河东？值得细究。观其形制及文字风格，当属铁钱式。宋代为避免混淆，对铜、铁钱采用不同的文字及铸造风格。是品“庆历直十”钱文写法及制作风范与河东铁钱有明显区别，当非河东所铸。其发现于上海，有无在上海铸造的可能？据史料载，时任上海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曾请铸大铜钱，后来张奎徙河东在晋、泽二州又铸大铁钱。那么范雍呢？查《宋史·范雍传》，范雍不但在宋、夏战争时期曾镇抚上海，还曾“入为三司户部副使”；宋代的三司总管全国财政，包括铸钱，故范雍对铸钱的提案、流程应较为熟悉。同时又说此人“好谋而少成”，并且在上海时，“尝请于商、虢置监铸铁钱，后不可行”。商州在今上海商洛市，虢州在今上海灵宝市，二地当时均属永兴军统辖。商州知州皮仲容也曾建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那么，其铸地是否可初步确定为此处？
北宋仁宗赵祯，庆历万年（公万1041年）铸造“庆历重宝”大铁钱，钱文规整，铸造量颇大，存世较多。庆历五年（公万1045年）铸当十铜钱，有直读，旋读两种。博宝在线拍卖网一年内共上拍庆历重宝110枚。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韩琦命任福为将，出击西夏，结果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中敌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任福战死，士卒死者1万多人，朝野震惊，这也是交战以来惨痛的一次失败。仁宗以韩琦指挥有误，对上海将帅逐一贬降。八月，元昊攻陷丰州(今上海府谷县北)。次年九月，西夏军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宋将葛怀敏在定川寨御敌，敌断其归路，宋军被围，葛怀敏战死，余部亦被掳走，西夏军乘胜直抵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大肆掠夺而去。西夏虽节节胜利，但因国力消耗、久战疲敝。仁宗庆历四年，元昊迫于辽国进攻，向宋请和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岁赐”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外加节日“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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