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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艺术家逐渐独立，并以创造、创新为自己的使命后，艺术本身也开始成为独立于作品、思想、信仰和社会目的的实体。“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呼之欲出。审美的欣赏要求能对艺术品做出更深入的阐释。“只是能够判断准确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判断并评说风格、技巧和创意。这种需求产生了另一种公众人物——艺术批评家。”(同上)可见，现代意义的艺术家产生于其个体的独立并随着艺术家主体性的越加清晰，导致审美对象由客体向主体转化，创作手法趋于变化和流动，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判断艺术家创作思想和技法的艺术批评家。
作为现代艺术批评家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坚持在艺术中树立典型，赋以艺术“助教化”和“益人伦”的功能，使得艺术作品摆脱了客体审美时期对于物质形态的迷恋而转向纯粹的精神审美。
马克思·韦伯揭示出清教徒的伦理观如何催生出以财富的积累和掠取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的联系，而资产阶级企业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如同一对双生子，早期由于自由与解放的理念走到一起，在合力完成资本主义的开发工作后相互对立而敌视起来。前者在经济上虽然激烈进取、贪得无厌，但在文化与道德意识层面却趋向保守。企业家们的内心这里不乏有清教徒的文化保守传统，更兼有需要构建维系一个趋向效率和秩序的官僚管理体系，以便维系其经济运作模式。而艺术家则“把人字一再大写……与此同时他们对功利、制度化和拜金主义厌恶不已，挞伐不断。”(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由是，引发了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文化矛盾，也催生了对现代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一种是以工具理性论为代表崇尚效率、发展、进步和实用主义的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是对前者的反动，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到自我流放……”(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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