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钱直径4.48厘米,重19.4克,极有可能是顺帝逐走伯颜推行新政时所铸。其面文为汉字,楷书直读;背有4个异文,奇崛古朴,疏密自然,笔法宛转,妙出逸趣,甚为独特。
至元通宝四体文钱是元顺帝至元年间(公元1335年至1340年)铸造的。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5年至1294年也曾铸造过至元通宝钱,但只有汉、蒙两体至折三共六品。而元顺帝所铸造的至元通宝版式繁杂,变化无常,除光背外,有背“玉”、背星月、背异文及供养钱等。其四体文钱便是这一时期的杰作。该钱直径45毫米、厚2.5毫米,重24克,历经600多年仍保存完好,可见老旧包浆,遍体红锈夹有绿锈,是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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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通宝”是随着中世纪蒙古的崛起和元帝国的建立应运而生。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蒙古人虽然依仗强悍的骑兵军团征服了一系列文明程度较高的封建王朝,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在入主中原之后,汉文化的博大精深、高雅绚丽和辉煌灿烂使征服者深受震撼,称羡不已。汉文化的强势地位和独特魅力以及统治汉地的实际需要使元朝统治者逐渐接受并采用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建立制度即是其中之一。当时,中原地区使用的历史已达两千余年,到两宋时制度渐趋成熟。元帝国疆域辽阔,海陆交通发达,中外贸易往来频繁,江南地区的商业一度繁荣兴盛。在这种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元朝仿效宋代币制确立了不兑换的纸币本位制。
此钱虽然在规格样式上效仿宋代钱币,但是游牧民族的风格特色仍然显露无遗,与外观精致典雅、铜质细腻光滑、钱文清丽娟秀且温润婉媚的宋钱形成鲜明对照,凸显了蒙古民族粗犷豪放的精神气质和讲求自然实用的审美趋向。中国古代的方孔铜钱,面和背的钱文绝大多数为单一的汉文,也有极少量的是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和满文,在元代和清代,有较多的方孔铜钱面文为汉文,背文为汉文和蒙文或汉文和满文。
泉家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背穿上下为八思巴文“至治”两字,是元世祖时国师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造的一种文字;穿右是察合台文“通”字,也称突厥文;穿左为西夏文“宝”字,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造的文字。但也有专家认为其“穿上为蒙文,穿下为女真文,穿右为回文,穿左为西夏文,按上下右左顺序,也应该是‘至元通宝’四字”。更有学者专家经过长期研究考证,认为该钱其少数民族文字的一面应为正面,汉文楷书一面应为反面。
据史书记载,“至元通宝”版别众多,大小不等,钱文有汉文和巴思巴文两种,由于铸期仅有数月,故而遗存不多。我的这枚“至元通宝”为汉文钱,直径2.5厘米,郭细肉厚,穿孔适中,外观古拙陈旧,铜质粗糙坚硬,风格质朴庄重,正面钱文为楷书“至元通宝”,字体工整挺拔、浑厚有力。此钱虽然在规格样式上效仿宋代钱币,但是游牧民族的风格特色仍然显露无遗,与外观精致典雅、铜质细腻光滑、钱文清丽娟秀且温润婉媚的宋钱形成鲜明对照,凸显了蒙古民族粗犷豪放的精神气质和讲求自然实用的审美趋向。
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1036),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称为蕃书或蕃文;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西夏文创制后,尊为西夏国字,下令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应用范围很广,还特设蕃字、汉字二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