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金圆券”暴跌，1949年6月，国民宣布停止金圆券，“银元与银元券并行于市，并以银元一元折合金圆券5亿元的比率回收金圆券。”算是回到“银本位”，但此时，宜宾当年的13万银元自来水专款在兑换成两百万法币、再“兑换”成一元金圆券后，现在彻底化为乌有。
日前，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做客上海市档案馆，以“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从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说起”为题举办讲座。在吴景平看来，作为艺术创作，《北平无战事》在剧本、人物塑造等方面可圈可点，但不能将剧中的内容和历史对号入座。事实上，1948年主导币制改革的不是，那时的他还远没有掌控全局的能量；被人津津乐道的“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和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也没有太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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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史的奇观。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涨幅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但是，在币改中全国共收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我单位曾将抄家物资举办展览，其中也有金圆券，说牛鬼蛇神准备变天，等反攻大陆再使用。想想当时真可笑，可能吗？但在当时，这些歪理也整得你够呛!历史就是历史，无法逃避的。
上海是中国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大：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我从小就有收集纸币的爱好，金圆券是我集币中得意的一种，因为我收集齐，品相也好，而且有许多好号码，收集它,可说容易，因为它贬值快，但也很难集齐品种，为什么？请往下看：
吴景平说，当时的币制改革跟没有太大关系，他做的事情仅仅是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真正的主导者是。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法币是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在8年抗战中，发行数额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发行总数是14亿，到1945年已达5500多亿，而物价上涨比例更高，如重庆物价上涨达1795倍，上海86000多倍。因此，1945年抗战结束后，意识到法币不行了的便要求当时的行政院、财政部、银行拿出币制改革的方案来。但当时主掌行政院的宋子文及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币制改革须有基本前提，即社会和平、经济稳定、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彼时战争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没有这个底子来承担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