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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以行钞为主，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
元朝纸币的形状为长方形，一般长25-26厘米，宽16-18厘米，版面的四周是花边。上方从右到左印有“××通行宝钞”，正中为数额，有一贯、贰贯、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不等。下方印有印钞的单位，职官名称，发行年、月、日及者处死等警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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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武宗在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曾铸有两种钱，一种为“至大通宝”汉文楷书钱；另一种为“大元通宝”，用八思巴文，为当十大钱。当时山东、河东、辽阳等地都设有泉货监铸钱，所以至大通宝钱传世较多。此外，另有两种大元通宝钱，一种为钱，背无文，另一种为大钱，正面“大、通、宝”三个字为瘦金体，是仿北宋徽宗大观钱的字体所铸，但“元”字则极拙劣，这种写法为元人所特有。至大以后，各朝年号也都有铸钱，元仁宗铸有“皇庆元宝”汉文楷书钱，还有“延祐元宝”、“延祐通宝”、“延祐贞宝”；元英宗铸有“至治元宝”、“至治通宝”等钱，又有一大钱面文由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组成，分别为八思巴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四个字由三种文字组成的“至治通宝”极少见。元泰帝铸有“泰定元宝”、“泰定通宝”以及“泰定元年”等钱；致和元年铸有“致和元宝”。元文宗铸“天历元宝”、“至顺元宝”、“至顺通宝”，又铸有至顺壬申钱，背有“太已”“护圣”等字。元顺帝则铸有“元统元宝”小钱、“至元通宝”、“至元元宝”。
“天佑通宝”据说是张士诚率部攻下平江城后用承天寺的铜佛铸成的。张士诚的年号，也是受了承天寺的“承天”二字启发而采用的。张士诚铸行的“天佑通宝”沿用了当时的扬州工艺美术集团钱的形制，边廓齐整，面文楷书，背文用篆书。篆文有“一”、“贰”、“叁”、“五”等记值字样，钱分、折二、折三、折五等。天佑通宝铜钱发红，可能跟用铜佛所铸有关。天佑通宝钱本身发行就少，再加上朱元璋的搜缴销毁，所以传世不多，尤其是背穿上有“贰”字者就更难见了，属极罕见品。
我国元朝的主要借助于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往东流出到高丽和日本。在经济上，元朝与高丽可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和钱币交换。韩国曾发现沉没在海底的装有大批元代的货物中国船只，这艘沉船有12个船舱，装有上千件瓷器，7万枚钱币。元朝时期，日本商人经常到闽浙海口来做生意，中国的海船也常常去日本，带去一批财物和钱币。
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这使当时的欧洲人觉得不可思义，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他还惊奇地说：“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在早期蒙古国时期的“大朝通宝”，有铜银两种。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在中统年间（南宋景定元年至四年，公元年）铸行了“中统元宝”，钱文为汉文篆书、楷书两体，是钱。但此钱不符合对钱的要求，因为篆书为旋读，楷书为顺（直）读。篆楷皆背无文，但楷书有背四星的，极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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