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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元武宗至大四年、五年（公元1310年—公元1311年）铸当十“大元通宝”八思巴文钱。“大元通宝”八思巴文钱以一当十通行。公元1253年吐蕃喇嘛八思巴到开平见忽必烈，得到信任。忽必烈尊他为国师，不仅命他统领佛教，还让他创制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文，成为元代法定文字，与汉文及其他文字并用。八思巴文系由古藏文增删变形而来，共有字母四十一个，属于拼音文字。当时凡有诏旨，都用新蒙古文字。
非年号钱。有汉文及蒙古文两种，版式繁多，大小厚薄不均匀。折十蒙文的发行量比较大，较为常见。汉文“大元通宝”分大小两种，均极其罕见，小型尤少，皆为古钱珍品。大元通宝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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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字出自唐初欧阳询的手笔。所谓“开元”，是开创新纪元的意思，而“通宝”则指在统一之国度内的通用宝货。欧阳询的书法居唐代四大家之首，他的楷体“于平正中见险绝”，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开元通宝”却含八分和隶书，写得方圆兼备，颇能显示初唐文化的兼收并蓄。“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它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开铸——这比唐开元年早了近百年——在唐代约三百年的历史中通用，未有中断，这在史上也是罕见的。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向道光帝呈递了一份题为《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疏》的折子，分析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钱贱银贵的流弊，提出了“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的对策。为此林则徐还模仿外国银元，在江苏试铸过造型简朴、成色较高的银饼。此奏未被旨准，正式的中国自铸银饼迟至咸丰初年才在上海发行。这标志着清代用银已从银两制开始向银元制过渡，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当时蒙古与地中海岸的土耳其斯坦等贸易关系密切,商队往来也十分频繁,使用通行的花刺子模银币,入主中原后即提高了白银的职能。当时白银不仅用作赏赐、国家贸易、借贷等,还常常用来表示物价或直接购买粮、马等。虽然元初时朝廷曾明令禁止民间流通和买卖金银,但百姓之间的借贷、日常交易甚至劳务报酬的等等以银计价,已成家常事。后来的元成宗铁木尔在元贞年间又铸“元贞通宝”小银钱,目的不再是流通,可能是作吉祥钱或供养钱。银钱的主要性更体现在确立纸币制度后,仍以白银为本钱来保证纸币发行。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初行用宝钞时还以折合银锭计算,后来径直用锭为单位来衡量宝钞。蒙古帝国爱银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珍稀古钱，除收录了宋代吉祥钱祥符元宝、如意钱景佑元宝、平安钱至和通宝等12枚吉祥钱，还收录了15枚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的年号钱，即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每一枚古钱都在诉说着一段历史，讲述历朝历代的历史变迁，流传时间久，存世稀少，兼具收藏、投资价值。
但元朝也用八思巴文铸过有限的几种钱币，如世祖至元年间的‘至元通宝’、成宗元贞和大德年间的‘元贞通宝’和‘大德通宝’、武宗至大年间的‘大元通宝’等几种，这些铸币的钱文读法均为‘顺读’，除了‘大元通宝’当十钱存世尚多外，其余均很稀见。在中国古代钱币上铸有的文字多为汉文，少数民族的文字较少，蒙古文钱币相对其他钱币是存世量较多的，虽然不像契丹西夏文钱币那样稀少，却很有代表性，有一定收藏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