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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
从釉层和发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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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
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北京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
定窑为五大名窑之一，但在五大名窑当中，定窑却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无法比拟。其一，烧制历史久远，“称雄”南北达几个世纪，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皆为“短祚”，各窑的烧制历史都不过只有几十年，唯有定窑，如果连同明清时还在为朝廷烧制酒缸的历史在内，其烧造历史超过千年以上，是五大名窑当中的千古名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