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展览除展出黄君璧先生代表作品和一些课徒画稿外，还展出了张大千等名家为其刻制的印章、照片等诸多史料，便于后世研究者从多个侧面了解先生所处艺术境遇和艺术生态环境。本次展览结束后，黄君璧先生的女公子黄湘詅女士将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20余件先生的画作及张大千等名家为其篆刻的印章。
这次展览虽然不是在大陆举办的次黄君璧画展，但却是影响大的一次。展览选择在中华文化的庙堂——国博举行，海峡两岸很多重量级人物及媒体参加了这次活动。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担任总策展人，副馆长陈履生担任学术主持。展览展出了黄君璧的代表作品和从未展出过的一批课徒手稿。开幕式上，黄湘詅女士向国家博物馆慷慨捐赠20多件黄君璧画作及张大千等名家为先生篆刻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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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璧与黄山的缘分，同样也长期被黄山的管理者们所忽略和遗漏了。1983年开始，历时5年，新编了《黄山志》。志书中在近代以后的“游山名人”篇目里，记载着“民国二十五年(1936)，张大千第三次登黄山，同行的有画家徐悲鸿、谢稚柳。”黄君璧的名字被抹去了，幸有照片可以证明同行的画家还有黄君璧。此事已过去了30多年，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还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与政治纷争有牵连的艺术名家。
20世纪初，广东画坛的确有些波澜不惊，黄般若有记：“民国初年，广州的画风，盛行着两派，一派是上海派，如任伯年、朱梦庐、钱惠安等；一派是河南派，居古泉、伍彝庄等，河南派因画家们都居于广州对岸的河南故名，这两派雄踞广东，学画者多以这两派为宗师，不知何者为奚、黄、汤、戴，更不知何者为四王吴恽，唐宋绘画更无论矣!所摹所作，导致画风日益不振，毫无生气。”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一批坚守传统绘画的岭南画家，将中国历代绘画的成业，简练揣摩，从而形成了近代岭南绘画史上一个独有的美术群体──广东国画研究会。他们以复兴中国画为目的，以弘扬传统来启发新意。在岭南这片土地上，国画研究会很快的击败了上海派和河南派，革新了岭南画坛的新风貌。
30年代，中日战争爆发，广州沦陷。盛极一时的国画研究会，竟无声无息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与他们抱残守缺，以遗老自居，沉湎在风花雪月的传统题材中不无关系。然而，同一时期的岭南画派，却用自己的画笔抒写民生疾苦，题材和技法都不断取得突破。在此后很长时间，由于“岭南画派”受到肯定，这一称谓也渐渐被视为广东画坛的代名词，一些国画研究会的老会员则对自己过去的身份三缄其口，致使这一重要的艺术群体在岁月中蒙尘。总的来说，在民国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国画研究会的成员在发扬国粹、弘扬传统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因为有他们和岭南画派的思想碰撞，近代的岭南画坛才如此的多姿多彩。
黄君璧也从此由一位广东地域的名家跃为国家层面的书画大家。而这一时期徐悲鸿对黄君璧人生、艺术的综合印象竟然是和黄山山水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推论，徐悲鸿的画作及题款为我们提供了佐证。1938年6月，同在重庆执教的徐悲鸿来到黄君璧寓所，在谈笑中为其画像。
陈履生说，有古人和自然为师，又有当代国画大师们亦师亦友的帮衬，加之黄君璧先生过人的勤奋和才智，使其在抗战八年居蜀时期的艺术得到了长的发展。著名国画家俞剑华在看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展览之后发表评论说：“吾友黄君璧幼耽绘事，长益精进，虽籍隶广东，而豪无岭南派习气，其人豪爽俊迈，有河朔气象。所作山水从龚半千之厚重，泽以石溪之古雅，和以石涛之奇肆，酌以田叔石田之挺拔，而上追之黄鹤山樵之繁密，不懈而及于古。近几年来已取董巨之秀润、李范之峻峭、荆关之雄伟阔大于一炉而治之，其得于古人者如此其博且高，久且深。”